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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清王朝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哲学同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一样，失去了同西方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尽管在此一时期中，承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从总体上说，仍未跳出古代哲学的门槛。特别是由康熙晚年的禁教，到雍正以后的闭关锁国，中国经历了雍、乾、嘉、道一百多年的时间，西学的早期输入完全中止，中国的士大夫一方面重新拣起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又一头钻进训诂考据之中，严重延缓了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历程。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侵华的隆隆炮声，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历史进程。
尽管这一历史进程是被动的，但此一时期的思想家们还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框架，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如主客关系说和建立主体性哲学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为中国哲学走入近代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中国近代哲学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中间环节。
首先对中国传统哲学提出怀疑和改造的是近代改良派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是中国哲学向近代形态转变的思想先驱。
龚自珍针对封建制度压抑、束缚和扼杀个性的弊端，从哲学高度推崇“自我”解放的主体性哲学。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提出“天地人所造”和“众人自造”的观点。他说：“我光照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10]（P12-13）这里，龚自珍一口气连说七个“我”字，认为“人”是天地万物、自然和社会的主宰。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只有高扬人的主体性而别无他途。这充分反映了这位思想家对“我”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视和推崇，也反映了他对传统哲学中未经主客二分的过多强调“天人合一”说的不满。
在此问题上，魏源同样强调人的主体性哲学。他认为“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11]（P5），因此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天命，达到“造化自我立”的境界，到此，则“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靡，何心光之不发乎？”[11]（P5）由此他得出“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的结论。可以看出，魏源同龚自珍一样，强调的仍是人的自我作为和人的自我选择。
龚魏虽然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命题，但由于他们未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藩篱，因此未能系统地建立近代哲学形态，他们的许多表述都夹杂着一定的矛盾和思想逻辑上的混乱。随着历史的演进，到19世纪后半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一些思想家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潮，并试图从哲学上或理论上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羁绊，构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哲学体系。
【李中华：中国哲学的近代调适及其局限】在这批思想家中，影响最大的是严复。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把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观念相结合，继承龚、魏的思想传统，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呼吁“民之自由，天之所畀”，认为自然界的“物竞天择”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要“自强保种”，就要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办法，改善人民的素质，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康有为则把中国传统“气”的学说，糅进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成果，提出“天即人，人即天”的观点，力图修正传统的“天人合一”说。由此出发，他一反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思想，主张“性则全是气质”的观点，强调“人生有欲，必不能免”，力图修正传统的人性理论，以建立近乎西方的感觉主义伦理学。他借鉴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提出“天予人权，平等独立”的政治主张，力图修正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传统观念，以建立近代的政治理论。尽管这些都是为其维新变法和设想“无阶级、无压迫”的大同社会理想作论证的理论，但毕竟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传统观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其哲学思维蒙上一层近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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