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政府层面很注重医书的修订、颁布和传播。例如王显《药方》成书于6世纪初，“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永平三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魏武帝要求将《药方》中的精要，发布至郡县、乡邑，目的是疗疾有所依据，让疗疾之识为更多人所知。
隋唐时期，朝廷产生了完备的覆盖王朝所有区域的医政制度，集合医药管理、医药组织、医药学教育和人才选拔、医药政策、医学交流等多个方面。
唐袭隋制，分设令、丞、医监与医正，数量有增减。“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医监四人，从八品下，医正八人，从九品下。”唐朝时的翰林待诏医官。“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
那时，关于医政方面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太医署的太医令，掌管医疗之法，丞相相当于他的助理，协助处理相关事务。其医疗范围包括皇室成员、官员士大夫、宫人、官奴婢、丁匠、囚徒、外藩首领在京师者、南衙卫兵、诸道疾疫处百姓等。
同时，隋唐时还设置有尚食局与尚药局，隶属于殿中省。《唐六典卷十一》中记载：尚药局最高行政长官“奉御”要亲自为帝王诊断疾病并开具处方，督导监视帝王用药的制作和尝药，“直长”是“奉御”的助手；“侍御医”经常在皇帝身边诊侯调和，类似于当代的保健医；“司医”和“医佐”则协助“奉御”和“直长”，可以奉皇帝之命为王公大臣等其他人员诊疗疾病；“主药”和“药童”负责加工制作药品；“书令史”和“书吏”管理文献资料，其余各职位均有相应的工作范围。
像前朝一样，唐朝各位皇帝都鼓励医书的编撰，经过各种临床和理论研究证明科学有效的医书，面向全国推广。例如晋代陶弘景编著的《本草经集注》中有一些谬误，很多内容并不全面，在唐朝显庆三年（公元657年），长史苏敬向高宗进表请求对《本草经集注》进行重新修订。高宗准许，专门组建团队开展编撰工作。为绘制各种药图、编写图经，皇帝下令对全国各地所产药材的标本进行收集，令宫廷画家配合绘制药材图制。上述工作在公元659年完成，颁布全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新修本草》，全书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后此书传入日本和朝鲜，对医学界影响巨大。
唐朝时，临床医疗技术和医药理论的发展也逐渐较前朝精细，根据原有的方脉科、针科、疡科三大科目，又细化发展出十三个子科目。
两宋时代，农业、经济、手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相较于前朝更加复杂的疫病、病患关系。
翰林医官院（局）是宋代医药系统的核心，是主掌医药政令、负责医务工作的中央医药管理机关。翰林医官院有使、副使并领院事，下设直院、医官、医学、抵候等职。据《宋史》《宋会要辑稿》《宋刑统》等记载，北宋时期政府颁布了200多项中医药卫生诏令。
为了应对多次频发的全国性传染疫情，宋朝设立了诸多社会保障机构，有国家主办的，也有地方政府出面集资筹办或有名望的乡绅兴建的，命名各异，但是性质大同小异。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七月“置养病院”。绍定四年吴渊在苏州建立的府级医院——广惠坊，规模也比较大。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开始了系列的改革维新活动，其改革内容中有医学教育的日程。皇帝采纳范仲淹的建议，设立太医局，从翰林医官院选出数名教师，教授《素问》《难经》等内容。宋太宗命翰林医官王怀隐等对翰林医官院所收集的医方进行核对编录，历经十四年，完成了著名的方书《太平圣惠方》；庆历六年，何希彭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编纂完成了内容少而精的教科书《圣惠选方》，并沿用了百余年。
宋仁宗天圣年间，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的王惟一制作了针灸铜人，连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起，作为官方教材，由政府颁行全国。这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史称“天圣铜人”。天圣铜人也被看成中国第一个针灸经穴的国家标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模型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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