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同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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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代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 中提到：“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为 肥沃，耕作最为优良，人民最为繁多，且最为勤勉， 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深思》中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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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学者眼里，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一个处 于永恒宁静状态的社会，是一具木乃伊。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对中国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从以前对中国的无限崇拜和赞美变成了蔑视和诅咒，“西方至上”、“中不如西”的“西方中心主义”成了衡量世界的标尺。
针对以黑格尔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流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各种形式的“中国历史停滞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率先提出了宋代的“近世说”，扭转有关古代中国发展停滞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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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内藤将他这一出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
宋朝的文明程度是中国历史的巅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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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其《论韩愈》中感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一 书中说：“自中唐到宋末（8到13世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可自一系列 惊人的发明知其端倪，印制的书本、算盘、钞票和 信用票据、火药、运河船闸、不漏水的船舱以及航 海罗盘，更不用说较早时期发明的陶瓷器、漆器、 丝棉织物以及像宋代绘画之类的艺术品了。这些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在其历史兴盛时期的产品， 远比欧洲先进。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农业、工艺、 商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在哲学和施政方法方 面也有与之相应的进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兴起了国 内外的私人贸易，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使南 宋政府更加依赖于贸易税收。雅加-热纳特把南宋首 都杭州描绘为当时肯定无疑的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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