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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5月。姐妹情谊成为女性友谊的流行语，意味着所有的女孩和妇女，甚至那些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女性，都应该以爱和忠诚对待彼此，就像对兄弟姐妹所期待的那样。姐妹情谊这个词在新造的短语“强大姐妹情”中展示出大胆的政治色彩。像姐妹一样团结起来，女性可以集体实现社会变革，使每个个体都能从中受益。反过来，个体层面上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样具有政治意味。当妻子让丈夫照顾孩子或做饭时，个人影响就超越了家庭而进入更大的社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女性都想成为姐妹，许多人反对女性友谊与亲属关系拥有平等的地位。菲利斯·施拉夫利领导了这场反女权主义运动，并致力于反对其运动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到处游说，反对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重视男女之间的根本差异，认为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施拉夫利不同意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原则：女性的个人困境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解决。在施拉夫利看来，女权主义姐妹是毫无个性的对抗主义者，她们消极的世界观禁锢了而不是解放了她们。施拉夫利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积极女性”，通过她的组织“老鹰论坛”，她向更保守的人群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对熟悉的模式感到满意，而且不相信女性受到了压迫。尽管遇到了这样强烈的反对，女权主义思想依然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1975年12月进行的一次哈里斯民意调查报告显示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女性赞成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改革。支持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组织名单不仅包括像全国妇女组织这样的女权主义团体，还包括诸如全国商业和职业妇女协会、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全国黑人妇女理事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等主流组织。所有那些成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女性俱乐部依然在发挥作用并为争取女性权利而努力奋斗。1977年，国际妇女年会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举行，两千名代表和两万名嘉宾出席。三位第一夫人一一伯德·约翰逊、贝蒂·福特和罗莎琳·卡特一表达了对平权法案的支持。她们举着从塞尼卡瀑布城——1848年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的举办地——传来的点燃的火炬，火炬传递手包括苏珊·B·安东尼二世、网球明星比利·简·金、国会女议员贝拉·艾布扎格和贝蒂·弗里丹。代表们用起立或坐者表示她们投的是支持票还是反对票。唯一一次全体代表起立的情况是支持通过一项动议，即所有女性，不论已婚与否，都应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和信贷。经济上的考虑把每一个女性都团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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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女性运动中的种族问题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性起初并不认为自己是白人女性的姐妹，反之亦然。毕竟，正是白人把她们的祖先当作奴隶带到美国，还把他们的后代视为低等人，因此她们有理由不相信可以与白人交朋友。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一直存在强大的女性交际网络，尽管她们一直受到黑人男性和白人的支配。在20世纪60年代动荡的民权运动中，黑人女性首先忠于自己的族裔，这些人在街上游行，公然坐在药店和公交车标着“仅限白人”的座位上，忍受被愤怒的白人旁观者嘲笑和唾弃的羞辱。的确，许多白人男女加入了非裔美国人的斗争，而且从那之后，种族间的关系总体上有了改善。但是回到20世纪60年代，当民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所表达的关注并没有得到大多数黑人女性的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裔美国女性通过自身的经历逐渐认识到，父权制对她们和对白人女性一样害人匪浅。由于被负责政治活动的黑人男性视为附品，黑人女性逐渐开始愿意接受女权主义思想。在非裔美国人的用语中如此流行的“姐妹”一词，或许可以把它扩展到更广阔的姐妹情谊的层面。也许，是时候权衡对性别与种族的担忧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黑人女性的文学作品就清楚地显示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存在。流行诗人尼基·乔瓦尼在1971年的自传《双子》中，以反映非商美国人方言的风格，正面论述了男性统治的主题。乔瓦尼的结论是，女性必须更多地依靠女性朋友，而不是地们的爱人或丈夫。这一结论在包括托妮·莫里森、艾丽斯·沃克、格洛丽亚·内勒和特丽·麦克米伦在内的整一代黑人女作家中得到了呼应。3强烈的情感联结与丰富的自我表露：女性情谊的当代价值?时至今日，无论看向哪里，我们都能发现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女性正相互依赖，寻求陪伴和支持，这种依赖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姐妹情谊或许不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具有政治光环，但它已成为女性意识中的一股积极力量，尤其是在今天，相伴一生的异性恋关系变得更加难以把握。无论已婚、单身、离异还是丧偶，许多女性能从她们的朋友——无论是一个朋友还是一群朋友那里，找到倾听她们情感诉求的人，找到能给予感同身受建议的人。采访人员克丽丝娜.科尔曼在她的《女友之间》一书中，展示了一系列小插曲，体现了友谊在当代非裔美国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选择家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当一败涂地时，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她有办法擦去我的眼泪，安抚我的恐惧”。像每一个族裔的美国女性一样，科尔曼有一个特殊的朋友圈，她们定期举行半正式聚会，自称“山芋姐妹”。她们共五个人，为每个人都举办生日派对，通常在家中进行，但有时也选择奇特的地点。“山芋姐妹”中的一名成员在评论姐妹团的价值时说：“我们是姐妹也是朋友。我们互相支持，真正享受我们的关系网。‘山芋’总是在那里，让我们的生活更愉快。”好姐妹和好朋友。今天，成千上万的美国女性会很自然地用这些词来形容她们的朋友圈。无数女子团体每周或每月聚会一次，打网球、骑自行车、打篮球或练瑜伽。全国各地的女性教堂唱诗班可以作为周日活动的灵感来源，而业余和专业的无伴奏合唱团体则为私人和社区活动增添了活力。女性园艺团体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界也是如此，通过一本大家都应该读过的书就能把女性团结在一起。“亲爱的姐妹文学小组”则由一群有思想的黑人女性组成，从1995年开始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在各个成员家里进行。这些妇女的年龄从二十七岁到七十二岁不等，她们自称基督徒和妇女主义者。小组成员之一琳恩·韦斯特菲尔德将她们的聚会定义为“开怀欢乐组”: “在聚会上，女人们一起欢笑而不是互相嘲笑。女人们嘲笑男人、工作、自人、邻居、牧师、种质、性别、宠物、理发师和衣柜。”一起欢笑释放了压抑的焦虑情绪，展现了韦斯特菲尔德和她的非裔美国姐妹们的快乐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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