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在泰戈尔面前，鲁迅应该是晚辈。鲁迅比泰戈尔小了20岁，泰戈尔13岁开始写长诗时，鲁迅还没出生。不同国籍，诗风不同，但两人的性格却颇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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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印度的旗手，是一个敢说敢做、敢为大众发声的诗人，1913年他更是成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第一位亚洲人。与泰戈尔在印度的地位一样，鲁迅也是中国人最爱的文人之一，他的家国情怀和泰戈尔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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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泰戈尔接受梁启超的邀请来到了中国，这在当时是一大盛事，文坛派出了“超豪华”阵容接待他，其中最有名的是：徐志摩、林徽因、梁启超、梁思成。鲁迅虽没有亲自迎接，却观看了为泰戈尔排演的诗剧，该剧是为了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所排，所以鲁迅是抱着为其祝寿的想法去的，不过据说当日鲁迅只是现身了一会，剧没演完就离席了。两年后，鲁迅的《马上日记之二》曝光，其中一段这样的内容被人们议论纷纷：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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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段文字鲁迅不满泰戈尔的“罪名”似乎就被坐实了。后来甚至有人说鲁迅就是嫉妒泰戈尔拿了诺贝奖，所以不给他好脸色看。对于种种言论，鲁迅只能听之任之。直到1934年，鲁迅写了一篇名为《骂杀与捧杀》的妙文，打脸了造谣者。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提到泰戈尔的一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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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篇文章的题目，其实我们就能明白鲁迅的意思，他其实是看不惯当年徐志摩等人对泰戈尔的膜拜，针对的并不是泰戈尔，而是当时大家对他的神化。这段文字写得是极其生动的，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特别是每个人头上都要带上印度帽子，然后徐志摩还要念上各种歌功颂德的诗句，像鲁迅这样的人当真是受不了这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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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鲁迅认为泰戈尔前来的意义，绝不是听到这些人的追捧，也不是为了在高级的礼堂看大家给他过一个隆重的生日，他是为了更多普通的青年人而来，是为了给他们带来力量，正如他在印度所做的一样。但徐志摩等人这种神化他的行为，却恰恰是将他与普通青年的距离拉远了。最后鲁迅对泰戈尔的评价其实也是很中肯的。他认为泰戈尔自己是很清醒的，也没有在众人的捧杀中迷失。所以当年在《马上日记之二》日记中，鲁迅说泰戈尔“莫名其妙而去”，也都是被徐志摩等人捧杀过头的结果，与泰戈尔本人并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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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骂杀与捧杀》这篇文章确实有些得罪人，把徐志摩、梁启超等一批人都得罪了个干净，但大家又不得不承认鲁迅说的是对的。这篇文章自1934年发表已来，至今已过去了80多年，但现在读来仍觉得入木三分。捧杀和骂杀一样，都是伤人初心的做法，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大家觉得呢？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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