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即朱自清创作《荷塘月色》这年，他年30岁。此时的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五个孩子的父亲。创作《荷塘月色》前半年，朱自清妻子武仲谦才带着孩子们与他一同入住了位于清华的古月堂。对于朱自清而言，这种团聚却并非他心中所想，而多少是他不得已之下的决定。朱自清与妻子武仲谦虽然感情很好，可两人之间总有着某种说不出来的隔阂。武仲谦虽出身大户且是大脚女子，可她却只字不识，她和同时代的很多女子一样属于文盲的范畴。在朱自清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一股文人抛弃包办婚姻里妻子的恶风，可朱自清似乎丝毫未受这股风的影响。相比同时代的胡适与江冬秀，朱自清与武仲谦的婚姻看上去更和谐，江冬秀把住胡适多少靠的是彪悍，可武仲谦却温婉贤淑。但若因此认为朱自清与武仲谦的婚姻就没有任何问题，那显然也是片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自清一直夹在妻子武仲谦和父亲朱鸿钧之间。原来，朱鸿钧是个迷信的人，他一直将自己的长儿媳视为“不吉利”的存在。原因很简单：朱自清与她订婚这年，朱自清年66岁的祖父便过世了；朱自清与她结婚后不久，朱鸿钧徐州榷运局长的差事也丢了，不久朱自清祖母过世。原本，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可心情烦闷的朱鸿钧却把一切都归到了武仲谦身上。因着这个缘故，即便武仲谦一过门就为朱家生下了长孙，可朱鸿钧依旧怎么也看不顺眼她。后来，朱鸿钧甚至到了听到她的笑声就要恶语相向的地步，为此，武仲谦竟从此忘记怎么笑了。这便也是朱自清后来文章《笑的历史》的背景。但这些，最初朱自清并不知情。朱自清的不知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仲谦不想丈夫为自己为难，所以即便在家里受了再多委屈，她也从未和丈夫吐露过只言。武仲谦并不知道，她这样做的结果竟然反而是激发夫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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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朱鸿钧专程写文向儿子痛斥儿媳，理由之一便是她经常回娘家。在未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朱自清竟提笔写了一封责骂妻子的信件。武仲谦收到信后请人代笔一封却也并未明说，只说是“娘家有事，不得不回”。值得注意的是，这以后朱自清竟再未和妻子通过信，显然他心里对妻子的做法是有芥蒂的。而武仲谦则自这以后更加地压抑自我，她只默默操持着一切并尽一切可能地让所有人满意。公媳矛盾频发的同时，朱自清与父亲也因经济问题频繁爆发冲突，武仲谦之回到朱自清所在的清华便是基于这一背景。为了不影响朱自清的工作，平日里武仲谦只一人打点几个孩子和一家的吃食。朱自清在这段时期虽然写作、工作未受影响甚至作品比平日还多，可多少他在生活上也有些不习惯。武仲谦是个封建旧女子，为家庭牺牲自己似乎是骨子里就有的观念。可朱自清却是个新时代的文人，这就意味着他对情感是有一定希求的。在内心深处，朱自清一直想有个知己样的女子陪伴在身边。这些，是大字不识的武仲谦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她的角色显然并不是朱自清理想中妻子的模样，更多的时候她扮演的是老妈子的角色，而非真正的伴侣。朱自清对理想伴侣的希求在他1925年写作的《女人》里就有相关的体现，在这篇文章里，朱自清不言而喻地说：“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而在这篇《女人》写就前的两年，即1923年，朱自清则与好友俞平伯一起泛游了秦淮河，并写成了那首著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学过这篇课文的都知道，这篇文章记述的是他们两与秦淮歌妓交往的情况。在这篇文章里，世人看到了洒脱的俞平伯以及受内心“道德律”的压迫而拒绝了女性诱惑的朱自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自然与朱自清骨子里的自我压抑有关。那么这种压抑的结果是什么呢，朱自清自己在文章里说：“觉得很怅怅的，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这样的朱自清苦吗？苦！相比同时代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鲁迅，朱自清明显更近人情：鲁迅至死不肯与朱安同房却也不离婚，空耗了朱安一生。可朱自清却接受了武仲谦且与他一直维持着恩爱，期间，朱自清的人生还并未与任何女子有过任何绯闻。可恰是这种“近人情”却也朱自清自己带来了困惑，他爱妻子，可因为她不是自己所选择的最理想伴侣，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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