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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剩余，既须以现物地租和税赋来提供给政府，政府又必须以所收得的谷物、米、丝、等投出市场，获得其支付官吏及其他行政开销的货币，于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便被安放在农业胜于劳动生产物价值的转移之上。商业资本与租税，或者商人与官僚，在这里发生了利害与共的密切关系。官僚越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经济榨取，就越会使得农业生产者占有的必要劳动生产物部分越少，剩余部分越多，商业流通循环的规模就越大，这就会造成两级分化越大，从而土地兼并现象发生。所以，在汉代长期承平局面下增加起来的农业劳动生产力即使再大，农民的生活及其社会地位也无法阻止恶化。豪绅官僚虽然会运用所谓抑商政策，运用汉武帝时所推行的种种商业税来打压商业活动，但在这种社会生产力对商业需求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商人或豪绅由此所受到的损害，最后又将取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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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商业资本活动的强化与扩大，理应促使封建生产关系解体，促使农奴从原有土地束缚上解放出来。但农奴解放，是以容纳农奴到产业方面的前提条件成熟了才有可能，但在前述条件下，结果是农民不得不变为官私奴婢，依附于土地，转化为私属农奴。在西汉之末，农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化了。东汉的官僚统治，在吏治上远远不及西汉，官场的腐败，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猖獗比西汉有过之。由于当时土地兼并失去生存能力的农民，除了为奴，只有两个出路：一是游散四方为匪寇，比如西汉末的绿林赤眉，另一个则是依托豪强而为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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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宗族团结为中心的名门、巨族、郡望，就不但顺理成章地集中了大批从农奴中分化出来的为他们服务的“门生”、“故吏”、“宾客”，而且很自然的变成了那些尚未参加游寇之流的农民的靠山，而这些归附的农民便成为豪强巨族的自卫武力和生产的劳动队伍。由此封建时代的门阀的经济基础便形成，大量农民的归附便成为其经济基础的延伸，而这种延伸依靠私属农民的智力和体力劳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门阀成为当世之时的刺史、州牧，乃至后来依据势力和官品决定其身份高低的世家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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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性质发生以上改变，中国古典的官僚政治格局，便随即发生了与其相对应的门阀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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