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历经魏晋南北朝、唐代以至唐代初叶，中国典型的专制官僚制度发生了种种变化，与之相对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离心化，即官僚贵族化的色彩越来越浓重，而带来的结果就是古代封建制度下的世卿世禄逐渐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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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过程变化的最终产物就是门阀，那么门阀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呢？就经济方面来说，他们不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者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衣食之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不纳税也无赋役的负担。就社会方面而言，他们从官位地位上重现血统优越论，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族通婚，也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这也就是韩愈终其一生无法融入官僚上层社会的原因。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凭借着祖先的余荫，垄断着官吏的选取之权，一般平民即使科举高中，也不会有参政的机会。由此可见这种与中央离心化的门阀制度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中的特殊化，那么门阀是怎样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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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固定的身份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封建制度下的专制官僚，经过制度上的僵化和承平日久，都会由生活习惯、累世从政的经验，乃至相伴而生的资产积累等方面，产生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阶级意识，而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更无疑要大大助长这种优越的阶级意识的养成。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社会规则——法律的实施。门阀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使得他们享受高官厚禄，在本乡购置大量田产，退仕后就想成了地方的豪绅，功名之后再留给子孙。因此门阀便创造了一种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够得上这水准方能成为一个世家，子子孙孙便累积仕途，宗族代代显赫，同宗同族便团结互助，提携乡党后进，在本地成为一个名族或者望郡。这样到了汉末，名门世家的宗族团结及强烈的宗族观念便养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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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谓贵族化的官僚门阀在社会的意义上，是从他们对于被其统治的农民民众所表现的特别优越关系展现出来的。经济决定政治，在封建小农社会，农业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门阀的形成终究要从最根本的经济关系上来找根源：门阀的形成，基础就是为其提供剩余价值的农民身份的转变——农奴化。中国西周贵族政权下的农奴到战国之世，就由种种“复其身”的方式，转变为在形式上有相当自由的农民了。这种农民的自由就是他们不再隶属于哪个个别贵族，虽然身份自由但他们的负担和对于整个支配阶级或者地主的隶属并不因此变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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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专制官僚社会被宣扬为德政的轻税赋措施，往往是更有利于官僚地主，而更不利于直接的生产者农民。王莽曾对西汉的轻税赋政策指出了其中的症结：“汉氏减轻田税，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实什税五也。”《汉书王莽传》这就是说，地主向政府纳税，三十只出其一，而直接生产者向地主纳租，却必须十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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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官僚政府的开支，是会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而增加。结果就是，豪绅轻税的狡猾伎俩就由最不平等的人头税（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每年须提供一月无偿劳动，并戍边三日，不提供劳务就要以货币代替，名位岁赋）完全暴露出来。这也就难怪在这种夜里之下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食，食犬彘之食”了。田租的增加使得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强。在重农抑商的小农社会里，商业资本的活动是要遭受严厉限制的，而在离心化的封建局面下，地方权力的加大在交通、货币方面都大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更加剧了对于农民的压榨，使得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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