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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中国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个朝代，它由一群白衣卿相建立，它的地基下埋藏着贵族的废墟。它如少年人一般朝气蓬勃，它的人民凭着这样一股锐气，恢复生产，创造出举世的伟业，积累了丰裕的财富，它就是汉。然而，当人们生活安逸富足了之后，世风却渐渐转向清明简朴。按理说，富足之后，上层人物骄奢淫逸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股清明简朴之风，来得让人费思量。
每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列位，且听我娓娓道来。
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穷到奢只在一念之间，聊聊汉代清明简朴之风的形成及发展】1、经济政策对商业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要治愈秦末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将国家从战乱的泥潭拉到富足的文景之治，需要君臣的正确领导和举国上下的配合。这样，一个顺应时代的商业政策就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尽管重农抑商是秦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的主色调，但汉初，为了更好地恢复国家经济，加之黄老治国的总纲领之下，当时的经济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市场是相对自由的。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吴楚七国兵起时，“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富商无盐氏，在朝廷的讨逆战争中，居然敢向列为候放高利贷，偏偏他最后还连本带利收回来了。对比后世沈万三的遭遇，无盐氏的待遇简直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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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许跟朝廷的法度、政治都有关系。仅从货币来说，在汉初短短几十年间，中央的货币就经历了三铢钱、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五铢钱的更迭，况且民间一直有私铸货币，在币值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恕我直言，中央政府很难有什么威信和调控生产的能力。
于是，汉初，商业活动兴盛。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可以说，汉初的商业活跃而遍布各个阶级，富商巨贾，固然都是放高利贷的债主，小商小贩，也有自己生存的门路。
这时候，朝野都是认可商业发展的，和后世的“谈商色变”绝不相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明确肯定了商人的奋斗，这时候的社会风气，非但不是“清明简朴”，反而是“追名逐利”的，甚至在后世儒家看来，也许是“乌烟瘴气”的。这些，可以说是黄老的功劳，但其他学说，尤其是儒学，从来没有放弃向上的努力。汉武帝是汉代治国思想转变的重要人物，说到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变化，在儒学和黄老之间，我们绕不开的一个人，是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代张苍以后，著名的在经济上有大作为的大臣，考虑到具体作为，我甚至认为桑弘羊方为“计相”。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官钱，都是他的政绩。那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他提出的建议，影响深远，为汉代经济秩序的规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桑弘羊去世以后并没有很快地人亡政息，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士子渐渐占据高位，经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清明简朴之风的兴起，是可以追溯至此的，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到。
2、经济成果显著
汉代经济发展，经济成果也逐渐凸显。首先是各类饮食、器物的平民化；其次是丝织业的繁荣；民间资本的活跃更是市场纵容的结果。当然，不可避免地，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幸运的是，上层统治者不断调整，尽力地缩小差距，缓和矛盾，不使底层人民过于艰难。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次次尝试中，经济秩序逐渐规范起来，这，可说是最为重要的成果。
最后，我们不该忽视的是丝绸之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的凿通，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由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的发达；海外农产品的进入对土著农作物进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中国古代农产品结构的改善；还有海外产品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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