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0年，瑞典裔德国学者欧拉·汉森（Ola Hansson）就曾写过《尼采与自然主义》一文。他把“自然主义”理解为一种以左拉为代表的现代文艺流派，并试图在文章中探讨尼采与这一文艺流派之间的关系。与欧拉·汉森一样，许多早期研究者都把“自然主义”看成是一种简单的，非哲学的思想。因此，他们要么像奥古斯特·多尔纳（August Johannes Dorner）那样，认为尼采的“自然主义”虽然独特，但却不是一种哲学观点；要么像雅斯贝尔斯那样，认为在尼采貌似简单的自然主义背后还隐藏有哲学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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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近年来，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克里斯托弗·贾纳韦（Christopher Janaway）等英美学者试图让尼采与分析哲学传统对接，重提尼采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新把尼采定义为自然主义者，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尼采究竟是不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如果是，那么他的自然主义是何种自然主义？尼采的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契合程度有多大？以及他的研究方法能不能与科学的经验方法对接？布赖恩·莱特认为“因果关系和因果性解释”（Causation and causal explanation）是尼采自然主义的核心。在《尼采论道德》一书中，他把自然主义分为方法性自然主义和实质性自然主义，并认为，无论在方法性上，还是在实质性上，尼采都是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沙赫特批评认为，莱特试图将尼采的自然主义科学化，然而，科学自然主义却是尼采所鄙视的东西。与其说尼采的哲学是一种科学自然主义，不如说他的哲学是科学自然主义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尼采在寻找一种科学自然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基于此，沙赫特给尼采的自然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尼采可以被理解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因为他对一切人类事物的说明和解释，不与科学相冲突”，甚至在某些地方他“还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并且他的说明和解释“不涉及到其他任何超越于此岸世界之外的东西”。可见，沙赫特将尼采自然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如下三点：1，尼采只关注此岸世界；2，尼采对此岸世界的论述与科学不冲突；3，尼采的某些论述受到了当时科学的影响。然而如果尼采的自然主义不过是沙赫特所归纳出来的这三点的话，那么我们当下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够称得上是尼采式的自然主义者了。沙赫特显然已经意识到，把尼采与经验科学严格对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试图在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尼采与科学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显得不像莱特那么激进。
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在《自然化视角：论尼采实验性自然化的知识论》（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Nietzsche’s Experimental Naturalizations）一文中提出了用自然主义来定义尼采时遇到的两难：如果我们放宽自然主义的内涵，使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那么自然主义这个概念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如果我们明确地限定自然主义的内涵，那么尼采是否是自然主义者就是成问题的。于是海特认为，虽然把尼采与自然主义联系起来不能说是全错，但在论证尼采是自然主义者的同时，研究者却需要提供许多限定性条款来避免指责，这些逃避指责的附加性条款如此之多，以至于常常会超出了研究的必要性而成为一种恶。因此，与其用自然主义这样的标签来定义尼采，倒不如通过研究其哲学特色来丰富尼采。海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依此来为尼采撕掉“自然主义者”这个标签，却未免矫枉过正。因为，早在1873至1874年间，尼采在思考“伦理自然主义崇拜”的同时，就曾经明确地宣称，“我们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者”。虽然如海特所言，“自然主义”这个词在尼采著述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前后出现时的内涵也颇有不同，但它却是一个经过晚期尼采审定过的概念。尼采在他发疯前亲手审定过的最后一本书《偶然的黄昏》中提出“回归自然”和道德“自然主义”绝非偶然。如果说尼采早期在《悲剧的诞生》中使用“自然主义”更多遵循的是当时的惯常用法的话，那么，到了晚期《偶像的黄昏》那里，尼采就将这个概念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之成为了一个可以与“超人”、“永恒轮回”、“权力意志”相提并论的尼采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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