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秘人的戴笠冠帽的端倪，南宋人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中似乎也有描述： “西南蛮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西南蛮笠”虽与石窟中的笠帽有所差别，但不失为可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也有观点认为左侧戴帽者是隋唐时安岳本地一种招魂巫师的冠帽，而其身后的则是亡故者的形象，戴笠者类似于五代出现的“接引进入极乐世界”的引导者。
将改写四川石窟开凿路线
四川是佛教传入较早的地区，据记载南北朝时已有摩崖石窟造像，至唐宋为鼎盛期，是石窟造像艺术延绵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全省现有石窟近6000处。而四川造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又在安岳，现已发现古代石窟造像400多处，造像近10万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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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石刻 水月观音
安岳石窟的开凿年代一直未有定论，1980年代据宋《舆地纪胜》之《普州》中有“郡北小千佛院记,普慈志在开皇十三年(593年)”的条目，有学者认为郡北小千佛院是现安岳千佛寨。但建寺并不等于开窟造像，且县志所载的郡北与现千佛寨位置南辕北辙，乾隆本《安岳县志》内则记载了如今的千佛寨“栖严寺，唐开元僧元应建岩壁石象千余”，后光绪版县志则更明确了现千佛寨的位置“治西五里大云山。”现千佛寨内最早造像题记为开元二十年（732年）。南北朝之说难成立。1987年，与安岳接壤的大足县发现尖山子造像，第7龛弥勒说法图疑似有“永徽□年八月十一日” （ 650—655年）题记，这是当时川东石窟发现较早的题记。但永徽年间，尖山子属安岳，直到唐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置昌州，管辖大足等县，此处才归昌州管辖。而此次发现的武德造像题记，则清楚无误的证实了安岳石窟造像至少始于初唐。
与已发现在川北阆中石室观南北朝、隋唐道教造像和绵阳玉女泉隋唐道教造像龛相比，安岳的佛教造像与前两者除教派不同外，其开龛、技法均一脉相承，证明了在石窟艺术上“佛道同源”，而安岳此处更趋精美和成熟的佛教石窟，则可看出道教造像借鉴佛教造像，在初唐时尚未形成独立体系，到开元年间的安岳玄妙观道教造像则逐步成熟，至北宋末的狮子岩道教 “三清六御”造像，道教石窟则已完全摆脱佛教石窟影响，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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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绵阳玉女泉隋唐造像 右：安岳武德年间佛教造像 图 傅盛
以往曾认为广元是四川石窟北入的起始地，安岳是受广元影响而开始造像，但武德造像的发现则证明安岳的造像史与川北阆中、绵阳等地几乎同时进行。若安岳此处石窟开凿为中原官员带图样和工匠而来，那安岳的石窟开凿是否是直接受中原两京的影响？从笔者目前在安岳发现的众多唐宋造像题材看，很多在广元、巴中等地没有同款，而更多则与洛阳、敦煌关系密切，再由安岳初刻之后影响到毗邻的大足石刻甚至全川。是否安岳在隋唐时期是四川造像的另一个中心，与广元等地并驾而驱？之前学者们认为，安岳年代最早的造像均集中于岳北，如卧佛院、香积寺、千佛崖等唐窟，再传播到岳南以林凤、高升、石羊的宋代造像并传灯到大足。但此次发现武德题记的石窟却在安岳中部。此处武德造像是安岳最早造像还是较早造像？若此处武德造像是以乡社为单位的家庭为主的供养人造像群，那么在佛道信仰浓厚的安岳绝不会是孤例存在，各乡社之间会互相模仿，那意味着安岳还有更多的初唐石窟有待发现，而隋代时已建寺的高升峰门寺区域是否有早于初唐的造像？这些谜团有待今后的考古一一破解。
安岳武德三年佛教造像发现的重大意义，除了佛教和石窟研究外，对初唐时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意义深远，同时新发现的戴笠供养人的头饰也将填补我国隋唐时期的服饰史的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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