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顾虑之下 , 李欣什么也没说便走出了学校心理咨询室 , 她宁愿选择到医院自主就诊 , 哪怕需要多花钱:“我怕在学校泄漏了隐私 , 同学嘲笑 , 学院让我退学 。 ”
有着同样心理的还有王鹏 。 在临毕业之际 , 他已感觉到自己的心理承压能力远不如前 , 悲伤和压力总是说来就来 。 但即便猜到自己可能罹患抑郁症 , 他还是不愿去学校做心理咨询 , 更不敢告诉辅导员或老师:“万一不让我毕业怎么办?”
这样戴着面具 , 掩盖自己真实情绪的做法 , 王鹏经历过很多次 。 他告诉红星新闻 , 学校临毕业时会要求学生在网上做情绪调查试卷 , 但他从不敢填写真实情况:“有失眠 , 我也会选择填不失眠;很焦虑 , 我也会填不焦虑……”究其原因 , 王鹏害怕这样一份试卷被泄漏 , 自己成了被组织关心的对象 , 自己的疾病被更多人看到 , 自己成为朋友眼中的“奇葩” 。
王鹏与李欣的担心都不无道理 。 某高校一名大二的学生吴某 , 就曾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兼职 。 吴同学告诉红星新闻 , 学生在心理咨询前 , 老师会和学生签署隐私承诺书 。 “向学生承诺 , 会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 。 ”
但更多时候 , 这份承诺书却无法承诺更多 。 吴同学兼职的工作内容之一 , 就是将前来咨询心理问题的学生名单发给班主任 , 让班主任“重点关注” 。
“自我评价与隐私保护有着天然的矛盾性 。 ”曲珊解释说 , 在抑郁症的自测阶段 , 尤其是高校集中的心理测评 , 如果在具名的情况下进行 , 那么很难保证真实性 。
然而 , 尽管不能保证每一份测评的真实性都有参考价值 , 但在曲珊看来 , 政策层面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 依然利大于弊 。
“一方面能让更多人知道抑郁症是疾病 , 另一方面在大力普及之下 , 有助于降低学生的病耻感 。 即便不能保证每一份调查都真实 , 但广泛开展之下 , 的确的能在数量上让更多人得到应有的关心 。 ”曲珊认为 , 当下更重要的工作 , 是高校教师能正确看待这一疾病 , 做好宣传 , 积极疏通 。
对于这一类现象 , 胡三红的工作中也同样有相似的体验 。 他告诉红星新闻 , 在其服务过的不少高中里 , 大多数学校都会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查 , 如果出现心理状况不佳的学生 , 部分高校多采取“请家长”或停课处理的模式 , 但这在胡三红看来 , 并不能对学生抑郁症的治疗起到积极作用 。
实际上 ,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相关研究也显示 , 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羞耻感”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 。 这种情绪会导致患者情绪更加低落 , 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 , 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 。
那么 , 应当如何平衡好保护学生隐私与关爱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步进行?胡三红建议 , 应该形成校、家、机构(医院)三方协同模式 , 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交给专业机构来完成 , 一旦发现问题 , 也由机构或医院参与治疗 , 学校和家庭主要负责配合完成治疗工作 , 而非发现学生有问题就强制停课或要求休学 。
“关爱、包容其实比停学更重要 。 ”胡三红表示 , 要保护学生隐私 , 给学生足够信任的环境以方便学生真实反馈自己的心理情况 。 再发现问题后 , 学校不可轻易将学生送出学校 , 让其停课或休学 , 更应该给予配合 , 缓解其学业压力 , 真正给予相应的关怀 。
红星新闻采访人员 赵倩 实习采访人员 杨雨奇
编辑 柴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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