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全国570多万考生从车间、农田、军营走入考场。“临时抱佛脚”几乎没用，只能用过去积累的知识傍身，见招拆招。辛德勇那一场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想起〈东方红〉》，被他写成了一篇“一韵到底”的散文，每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押韵。
他那时候喜欢读现代诗，报考时填了文科，一心想上中文系。没想到大学10年没招生，很多省份弄错了学科分类，把他招到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地理系，一上来学的就是“让人伤心泪下”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但多上了几堂课，也就安下心来，我虽然数数不利索，但对高等数学很有兴趣，特别锻炼逻辑思维。”
但学文之心不死。大一一年，辛德勇把课外时间都给了中国古典文学。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为此先得拼命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跑步5000米，晚上从图书馆回来，先练半个小时哑铃操，再到水房浇上3盆冷水，一年四季，雷打不动。一位当过知青的老大姐还教会了他游泳，从此一游游到了今天。
辛德勇至今记得，冬天一头扎进水里，用头破开冰碴儿的感觉。他后来每次看到北京雪天里人们小心翼翼地挪动，都觉得“小题大做”，想起当年在家乡顶风冒雪的通透畅快。严酷的气候会带来另一种生命感受，就像他面对一望无际的荒野以及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那是一种开阔的气象”，后来在别人那里斤斤计较、疙疙瘩瘩的事情，在他看来，“其实都不是事儿”。
关中
这种地理与人心的关系，多年后辛德勇才有所察觉。
大二那年，睡在上铺的老大哥假期后从杭州老家回来，带来一套杭州大学地理系的研究生考题，其中包括陈桥驿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试题。他当时被“两条战线”拖得疲累，也意识到自己没什么“文学细胞”，一看“历史地理”，既有文史，又有正在学的地理，也许能行。
他试着给一些能招收研究生的老前辈写信求教，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先生给了他最多的鼓励。他的毕业论文《试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聚落》，思路就来自史先生的一篇旧作，没有老师指导，只能自己揣摩，跑了许多趟省图书馆查资料。还特地去扎赉诺尔蘑菇山遗址做了考察，在山上捡到几块可能是旧石器的石块，以及两件像羊头或牛头的古生物化石后，得出了一个体会：外行乱跑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还是老老实实看书。
1982年，辛德勇投入史念海先生门下。“那时先生已经70多岁了，还亲自带队，领着我们去西南考察交通，去河南考察黄河故道，在陕西考察壶口瀑布。”那时条件艰苦，老先生又不愿麻烦别人，每次出门，都是学生们排队买火车票。有时坐长途车，座位在最后一排，“史先生坐在后面，一颠一颠的，脑袋就撞在车顶棚上”。
与那些束书不观、“满世界乱跑”的人不同，史念海先生同样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让学生准备两个笔记本，每天写读书笔记，一周再写一篇读书札记，上课时交上去，下周再交去另一本新的，取回上次的——这是从他的老师顾颉刚那里传承下来的治学方法。他还要求学生去学黄永年先生的各门课程，特别是学好版本目录学知识，常告诫他们，“永年先生每天读书花多长时间，你们就要读多长时间”。
辛德勇回忆，对黄永年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惶恐和敬畏”。一次和黄先生一起走在校园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他好奇：“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黄先生皱眉，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随后经过浴池，他自语：“原来是在这里洗澡。”黄先生又皱着眉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来洗澡。”说罢，带着他们几个学生直奔图书馆而去。
黄永年师从吕思勉、顾颉刚，又是龙榆生的弟子，学问广博精深。那时在课堂上，辛德勇有时会心不在焉地开小差，反而是在老师客厅聊天交谈、东拉西扯的时候，各种杂七杂八的吉光片羽，才会激荡、流露出来。
辛德勇这一代人，不像后辈拥有种种“与国际接轨”的专业配置。他上大学时，学校外语老师紧缺，最后派了一位俄语老师来给他们上日语课；到了研究生，终于有机会上英语课了，老师一张嘴，外语里带着浓重的陕西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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