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他看来，他读书的那些年“是当代中国继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时代”。“不论老师还是学生，大家对前途充满了希望，珍惜每一分钟，拼命读书，积极奋发，不能让我们的学术落后于国际学界，要努力赶上、甚至超过他们。”
北京
1992年，辛德勇从西安转调北京，到社科院历史所工作。那些年他节衣缩食，钱都用来买了书，搬家时，用了一个6吨的集装箱来装。火车站的人说，大多数人搬家，全套家当加起来，也装不满一个4吨的。
北京那时候还是旧书业的天堂，辛德勇常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等店面里翻翻古籍，试着买一点线装书。而琉璃厂的古旧书市，更是爱书之人的盛宴。开市第一天，大门一开，买书的人狂奔而入，烟尘飞扬，像打仗一样，学养和眼力已经没用，靠的是结结实实的力气。“那时书价便宜，不抢不行，大家也没有包，看到感兴趣的就夹在腋下，熊瞎子掰苞米一样，挑着挑着，前边拿的就掉了。”辛德勇凭着体格壮实，每次都能捡捡漏，但囊中羞涩，面对那些珍稀的古刻旧本，只能远远看一眼。
通过买书，辛德勇打开了一片学术天地。“那时穷，就得使劲琢磨，学古籍知识，查很多目录，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样买一本书，带动学了一大片知识；再买一本；又学了一大片知识。”这些年他做的研究，已从本专业的历史地理学，延伸至版本目录学、碑刻学、印刷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各个学科，“随手捡到什么就研究什么”。他有一本文集叫《祭獭食蹠（音同直）》，自嘲自己的研究“琐琐不为大雅所屑”，像啃鸡爪子，尽管也有些肉，但只一点点；又“累累赘赘地大量罗列史料”，像把捕到的鱼一条条摆到岸上的水獭。
他始终记得史、黄两位老师传授的治学方法：放宽视野，读书得间，重视传世基本史料，再加上头拱地往前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切忌空谈理论、理念、境界、范式、方法之类不着边际的东西。
2015年，辛德勇出版《制造汉武帝》。他前后花费5年，用扎扎实实读史料的“笨功夫”，向田余庆先生发表于30多年前的史学名篇《论轮台诏》发起质疑，指出《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年幡然悔悟的形象，完全来自司马光的“刻意制造”，在史学界掀起激烈争论。
2016年，他写出《海昏侯刘贺》，以人物传记的通俗形式，通过刘贺跌宕起伏的一生，展开汉朝宫廷权力斗争的真实样貌，一经出版就一售而空，其中大部分读者是非专业的一般文史爱好者。
在2019年的《生死秦始皇》里，他试图破解由一部因盗墓流出的古书简《赵正书》引发的“秦皇之死”悬案，一番考辨后得出结论：太史公就是太史公，《史记》就是《史记》。司马迁治史的态度严肃认真，《史记》的信史性质谁也动摇不了；相比之下，被迷信出土文献者尊奉的《赵正书》，不过是一篇借事儿说事儿的“小说”而已，丝毫不足信据。
这几年，辛德勇一直思考“如何让历史研究回归社会公众”。在那些高扬“秦皇汉武”丰功伟业的论调下，他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残暴无道，写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劳扰天下，都寄寓着自己的爱憎与褒贬。微信的读者留言里，有人问他心目中的“帝王圣贤”是谁，他说自己崇尚自由，所以“看他们都是王八蛋”。
他常说自己是个“从理科硬混进来的非正途出身从业者”，没有一套套外洋舶来的理论范式作为“新方法”，也不紧盯着从地下挖出来的古物文献来做“新材料”，只是沿着史事考辨的陈旧路数，解决一个个细微、具体、基本的问题。
前辈学人里，辛德勇最崇敬王国维。王国维曾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辛德勇一直把这句话当作“自信动摇”时的支撑。“国学大师都这么说了，后生小子，自不妨任性一下，耐得住寂寞就是了。在我看来，学术有两项本质特征，一项是朴素，另一项就是寂寞。”
“鸡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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