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有些学者谈论问题，会有一个“高大上”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您好像反对这一点？
辛德勇：每个人在研究问题时都有一个预设，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就是如此。关键是，后边还要有个“小心求证”的过程。我反对的是，这个预设是不可改变的，它不经过严谨、科学、靠得住的实证，甚至回避掉一切与预设相反的东西，只找对自己有利的材料。
好的研究应该是“读书得见”，在读书中发现问题、产生想法、积累材料。我经常是想到一个问题，打开电脑，建一个Word，把大致的思考记下来，然后放着它不管。以后再看书，遇到某条材料，印证了我当初那个想法，就记到原来那个Word里；如果很不幸，遇到一条材料证明我是荒唐的，就干脆放弃。
有时别人看我的文章，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引用那本书里的那条材料？因为我完全是“无意”的。我的做法就像鸡生蛋，一个一个鸡卵，越积累越成熟，长到七八成的时候，再有意地主动查一些资料。整个论证过程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没有一点强迫，非要做成啥不可，一点儿一点儿，意思就成了。
《环球人物》：相对而言，您更喜欢具体地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
辛德勇：如果历史研究只是为了得出一个宏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经讲明白了，大家只要讨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西周还是魏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界是明朝、清朝还是民国？在我们可以想象的范围内，10种差不多了，大家投票，看哪个支持率最高不就行了？
历史的丰富性、它的诱人魅力，在于具体的东西。你要把它“干巴”出一个概念或者规律，就不好玩了。事实上，这种宏观认识好像很难得到一个稳定的结论，它不停地随着时代在变，可能到地球毁灭那一天，大家也没弄清楚。但事情一个一个发生，历史一幕一幕演进。重要的不是每隔三五年就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而是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完全抽象，就像明末的学者，谈学问都是谈禅，“禅”到一定程度，谁都不懂谁说的是啥了。拉帮结伙，高谈阔论，谁也不敢说自己不懂，可到底啥意思，谁也不知道，谈来谈去，捎带着葬送了朱家的江山。
《环球人物》：您后来写刘贺、写汉武帝、写秦始皇，相对学术论文，也会投入自己的褒贬态度。
辛德勇：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是人。把相对抽象的制度史、思想史，通过具体的人体现出来，这样在学术上更有深度，在社会大众接受的层面上，也更生动具体。有些人觉得这是在媚俗、在迎合社会，好像降低了学术标准，我不这样看。
在传统中国，大致都是基于一般、简单的人情事理来分析社会。近代以来，我们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强调超越具体的个人，找到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但这样谈问题也有弊端。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脱离、违背基本人情事理的东西太多了，它一定是荒谬的。
你别窝在书斋里，放眼看看社会，想想现在的人怎样生活，其实古人也就那样。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都有个人的欲望、利益追求、复杂的人际关系。回避这些东西，谈那些抽象的道理，最后弄得历史人物好像只是一些木偶和机械。
《环球人物》：这么多年做学问、写文章，有没有经常反思和警惕自己的地方？
辛德勇：当我考证、推导出一个结论，这个过程过于复杂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怀疑它有问题。我喜欢详尽，追求细节和论证链条的严密性。但是，严密完整性并不等于曲折复杂性。一个好的研究，不管你费了多大劲，怎样周密地四面八方论证，实际上最后一看，是简单明了的。你说出来以后，别人看着很简单；但是你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这才是真正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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