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开始 ， 中华书局开始对外发布《四部备要》“第一集”预约；1923年 ， 发布第“第二集”预约 。到1926年 ， 《四部备要》全部开始预约订购 。所有预约也全部额满 ， 各地的订购需求仍然源源不断 。中华书局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之下 ， 开始多次重辑重印 ， 并开展分部、拆分预订、单套零售等多种销售方式 ， 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读者 。至1936年时 ， 《四部备要》整体上已经重印了6次之多 。
就在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四库备要》 ， 总体工作非常繁重且相关人员与机构均超负荷运转之际 ， 社会各界慕名而来 ， 要求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各类印刷品（名片、贺卡等）、读物、著述、文集者也是络绎不绝 。中华书局“聚珍仿宋部”一时门庭若市 ， 工作人员则已显疲累之态 ， 接件印制周期往往一再延后 ， 一拖再拖 。即便登门求印者 ， 乃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学者王国维 ， 也概莫能外 。
“聚珍仿宋版”屹立不倒
在巨量的印制任务与多次重辑调版的工作压力之下 ， 丁辅之仍然一丝不苟、尽善尽美地维系着“聚珍仿宋版”这块金字招牌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 ， 他非常看重“聚珍仿宋版”的知识产权 ， 乃至《四部备要》的版权页面上 ， 都印有“丁辅之监造”的字样 。
随着《四部备要》丛书的风行于世 ， 用“聚珍仿宋版”印制的书籍品类日益增多 ， 早已不再局限于《四部备要》丛书本身 ， 诸如《十三经注疏》《四史》《二十四史》《相台五经》《文选李善注》等传统经典 ， “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唐宋诗文名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集也于1924年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后隆重推出 。
与此同时 ， 一些社会名流也纷纷以“聚珍仿宋版”印制个人文集为时尚 ， 如梁启超的文集《饮冰室全集》八十册一套的“大部头” ， 即是在1926年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发行的；又如1932年张謇的文集《张季子九录》 ， 也是以“聚珍仿宋版”印制推出 ， 其子张怡祖于扉页题写了书名之后 ， 又于后页郑重地题写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的字样 ， 充分说明了社会名流对以“聚珍仿宋版”印制文集的重视与喜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中华书局印行的书籍中 ， 有的就直接在封面签条上印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字样 ， 以此招徕读者的注意 。
随着《四部备要》的持续十余年不断重辑重印 ， “聚珍仿宋版”的风靡有力推动着“仿宋体”这一字体的风行 。上个世纪初二三十年间的字体设计与制作经验之积淀 ， 以及在这一历程中逐渐培育并稳定下来的读者视觉习惯 ， 使得“仿宋体”的字体类型风行中国 ， 这已成为无可争辩、无须赘言的事实 。
1949年 ， 身患眼疾多年的丁辅之逝世 。丁辅之逝世之后近半个世纪间 ， 丁氏兄弟创制的“聚珍仿宋版”使用频次逐渐减少 ， 最终基本停用 。因这一活字排印版式 ， 大多适用于线装竖排繁体（正体）字书籍 ， 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内印书行业 ， 已不具备这样的市场需求 。
如今 ，“仿宋体”因其字体的端庄美观 ， 还经常被使用于印制“红头文件”的正文内容 。政府文件与公文 ， 在中国国内一直套用固定的字体与格式——标题字体为“宋体字” ， 正文内容为“仿宋体” 。这一套固定模式 ， 至今没有大的改动 ， “仿宋体”依旧在国家公共领域中 ， 扮演着重要角色 ， 有着独特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 ， 由“仿宋欧体字”与“聚珍仿宋版”的创制所肇始的 ， “仿宋体”在中国国内的流行度与影响力 ， 实在是不可低估 。文并供图/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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