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朱林调到温江地区公安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成都公安市局。无论职业角色如何转变，一直以来朱林都保持着对绘画、摄影的爱好。
站在民间视角发掘红军遗迹，受到出版社关注
朱林记得，他初拿起相机开始摄影时，正赶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摄影界刮起的一股“到藏地去”风潮。他那时看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也受到很大影响，再加上身处成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进藏条件。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朱林几乎跑遍全国的五省藏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留下他深入腹地的足迹，成为他不停采风的地方，拍下了大量图片。
让朱林越来越受到触动的是当地的人文风光。他常常深入探访当地的原住民，在走进藏区的过程中，偶然间朱林发现了大量红军进入藏区时留下的遗迹。“第一次是我到小金县时，看到当地留有很多红军的标语，后来才知道当时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两河口召开过著名的会议”。这引发了他的兴趣和热切关注，他后来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随之一头扎进去，开始大量拍摄这些鲜为人知的红军遗迹。
朱林边整理素材边在《国家地理》《中国西部》等杂志报纸上撰写专栏，把挖掘出来的一个一个小故事都发表了出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报纸杂志上的文章联系到他，经过一番努力，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出版了《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像他这样站在民间视角的挖掘此前还从未有过，后来此书还被评为有关红军的110本优秀文学作品之一。“书出来后反映特别好，不仅全部卖完，还出现了盗版”。朱林觉得，很多不为人知的红军遗迹都特别珍贵，“因为我在行走当中的发现、拍摄，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因为做了这件事，2006年公安部组织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中，朱林从全国15个警种180万报名的人民警察中入选，成为32名队员中的一员，怀着激动的心情重走长征路。他们从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路线一路北上，经江西、广西到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最后到达陕西。在此过程中亲眼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引发了他的思考，“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行为，让更多的人关注边远山区，才能使边远山区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改观”。
如果我是他们，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坚强？
朱林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本能地长期关注他们生活的变化，他们和时代的关系，“那种感情好像永远就在脑子里，骨髓里”。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发现成都开始飞速地发生变化，农村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靠拢，直觉促使他抓紧去拍摄，他渐渐开始了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变化大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比较复杂，他们带有底层民众的共通性”。
朱林拍摄的地点通常都在城郊结合地，好在和他单位所在地的大方向都一致。平时他很早就出家门，先去拍一拍再去上班，下班以后同样先去拍一拍再回家。周六日的时间基本上全部用在摄影上。“十多年我就这样过来了”，朱林直言，“到后来已经不是简单地摄影了，我是想通过这种摄影的行为，更加了解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喜怒哀乐”。
经常有人问朱林，你为什么愿意费这么大力气去拍这些现实题材的摄影作品？朱林微微一笑，“我拍摄他们的时候，经常会自问，如果我是他们，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坚强？”
有一件事让朱林特别遗憾。他一直想给一个卖肉大哥的老婆拍一张照片，最终这个心愿也没能达成。“刚开始，卖肉大哥的老婆中风了，我就争取他们的意见，能不能你们两口子合个影？我找一个角度，保证拍出来看不出面瘫”。可是还没等到拍，卖肉大哥的老婆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十来天花了十多万，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最后没办法，他把老婆拉回老家，几天以后她就去世了”。
朱林后来再去那里时，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我就发现他肉铺的生意变得特别好。大家知道了卖肉大哥家里的情况都很同情他，就到他这儿来买肉。卖肉大哥每回称好了肉以后，又会悄悄往里面再加一小块儿肉”。这种普通人身上很柔软的东西落进朱林眼里，像是会发光的魔法，吸引他去拍摄他们，记录他们。后来，朱林和一位带着生病老婆的男人也成了朋友，看到他一边给她治疗一边打工，他不禁特别感叹他的任劳任怨，结果男人告诉他，“如果我不干了，孩子怎么办？小孩子要上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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