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两人依旧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
反对派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襟怀磊落，他们之间的争执分歧，是以维护国家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十分悲戚，唯恐王安石死后会受到小人的凌辱，立即写信给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中国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能寿终正寝，死后哀荣，也算个异数。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中进士也比苏轼早19年，司马光是苏轼的士林前辈。苏轼对这位士林前辈是十分敬仰的，“
公以文章名于世 , 而以忠义自结人主”，“名高当世，行满天下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俩参加制科考试，司马光是考官之一。司马光很欣赏苏轼兄弟俩，当苏辙的文章引起争议时，宰相韩琦等认为黜落苏辙，司马光认为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劝仁宗不要单看苏辙文章的一点小毛病，而忽略了谏诤的“切直”的精神。
文中司马光还对应试的苏轼、苏辙、王介的对策总体评价，认为“所陈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其间甚有可采择者”。
司马光的建言，对促使宋仁宗谅解并录用苏辙，起了决定作用。
司马光对苏氏兄弟特别是对苏辙的评价和保护，使苏氏兄弟直接进入仁宗视野，为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司马光亲赴吊唁，并为苏轼母亲撰写了墓志铭。苏轼和司马光开始正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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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直到司马光病逝，苏轼和司马光的友谊持续了20年。
两人志同道合，在逆境中，两人诗书唱和，相互慰藉。期间，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推荐过苏轼，也曾因苏轼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如果说苏轼的前半生，司马光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苏轼后半生的荣辱进退,和司马光有着莫大关系。.受司马光的扶持,苏轼在元祐时期享受了仕途的无限风光;受司马光的牵扯,苏轼在绍圣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无尽坎坷。
苏轼一生以王安石为敌
苏轼和王安石没有什么私人友谊，他对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是坚决反对，即便在王安石死后也是如此。
苏轼对王安石的“恨”始自父亲苏洵的影响。苏洵嘉佑年间初到京城，文章受到时人的推崇，苏洵也很自负。唯独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 询机论衡策文甚美 , 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 ”苏洵因此极端仇视王安石，大骂王“ 囚首丧面” 、“异时必乱天下” 。
嘉佑六年 , 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间直接发生 矛 盾 ,苏、王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年苏轼兄弟俩都制科考试，苏辙文章言辞尖锐，用唐穆宗、唐恭宗比喻宋仁宗，被列入末等。王安石知制诰，认为苏辙攻击皇帝，不肯为他写诰书，苏辙一直羁留京城不能赴任。
王安石执政变法时，第一个上书反对的就是苏辙。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王 安石在用人上强调 “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 ” ,以支持新法与否来划线，凡是拒不执行新法的官员一律降黜 , 甚至对一些元老重臣也毫不客气。苏轼那样激烈攻击新法 , 当然不会被重用 。
苏轼不仅激烈批评新法，还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在熙宁年间及以后，苏轼常在诗文中骂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将他比作是王莽、董卓一类，这就超出了政见之争，纯属人身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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