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嘉佑五年（1060年）开始，两人关系生变，十年间没有任何交集。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赠给王安石，他也在此年致仕。第二年，欧阳修去世。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在欧阳修致仕时，曾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欧阳修去世后，人们纷纷向这位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写祭文寄托哀思。写得最精彩、评价最高的是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这篇祭文压倒了和欧阳修关系最为密切的曾巩、苏轼、苏辙等写的祭文，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
祭文中，王安石称欧阳修是他敬慕且亲近的前辈，赞颂了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在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和突出建树。全文情真意切，誉而不谀，悼而不戚。
人们不禁要问：是王安石言不由衷，用祭文哄骗天下，还是《宋史》无中生有呢？
我认同梁启超先生的看法“
生则诋其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
3、欧阳修和苏轼
欧阳修和苏轼交谊深厚，不但于此，欧阳修家族和苏轼家族也交谊深厚，两个家族的友好关系延续了四代，称得上是世交。
据统计，苏轼文集中提到欧阳修176次，其中106篇诗文和欧阳修或欧阳修家族有关，直接赠诗欧阳修6首，唱和2首，怀念欧阳修的2首，祭文5篇。
苏轼和欧阳修的会面并不多，只有四次。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参加进士考试。两人进士及第后，一起到主考官欧阳修府上拜谢，这是苏轼和欧阳修的首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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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记述了和欧阳修会面的情景：
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
这次见面，两人缔结了终生不渝的师生关系，终其一生，苏轼都对欧阳修执弟子礼。
欧阳修以“
”给苏轼至高的褒奖，并嘱托苏轼“
”，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
文坛泰斗的揄扬关爱、引掖拔擢，让名声不显的眉山士子一跃成为名噪朝野的文章大师。
苏轼和欧阳修的直接交往虽不多，但关系密切，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三人的知遇之恩；二是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都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
欧阳修和苏轼之间恩义有加、薪火相传，苏轼毕尽其功，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引向全胜。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势同水火的政敌，其实私交甚笃。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年纪相仿，才华相当，又一起在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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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谈到和王安石这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说：“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而王安石说：“
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两人在道德品行上最相契，用正统的士大夫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无疑是佼佼者。邵伯温、朱熹都称赞“
二公不好声色，不好官职，不殖货利
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是“
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学高而才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而王安石看司马光，“
司马十二，真君子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大刀阔斧主持变法，而司马光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这对好友成了势同水火的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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