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不久，就写下了《杂诗·忆我少壮时》：“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就是说，少有壮志，至今未酬，看看时间无多，想想让人害怕。
颜延年在《陶徵士诔》中说，陶渊明“心好异书”。他在归隐后这一年（五十五岁）苦读《山海经》。《山海经》是一本什么书，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部描述上古中华大地各处风土人情的书。与之配合的还有《山海图》。由于其中好多描述荒谬不经，殊不可解，因此被归为“异书”之列。读完之后他心有感悟，写下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尤以其十脍炙人口：“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就是说，精卫鸟和共工虽然都死去了，可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猛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美好的未来是要努力争取的，而非消极等待。
六十岁时，他在《祭从弟敬远文》中如是写道：“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寘彼众意”。就是说，我这么多年辛苦从政，但是却没有实现我的志向。
那么陶渊明口口声声念念不忘至今犹有回响的“猛志”“素志”究竟是什么志呢，难道仅仅是在家种个地，躺在南窗下看个书，快活似神仙吗（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隐士在未出仕之前都标榜自己身在世外的决心，可是也只是说说而已。陶渊明出身贵族世家，从小接受的都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正统教育，要说没有一番救民济世的志向，这是不可想象的。当年诸葛亮在执掌蜀国军政大权后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第一句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这句话能信吗。试看他早期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立“卧龙”之名，自比管仲乐毅，与上层名士交往），能是一个只想在家种地的人吗。（参见蒋福亚先生《由诸葛亮青年时代的政治理想谈其躬耕地》，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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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陶渊明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呼之欲出：他想做个“清官”。
魏晋时期的官员任用制度为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的一条界线就是上品和下品，其在具体官职上的分别就是清官和浊官。所谓清浊在汉代是来用以分别君子与小人的。最初的清浊之官正与现在相同，指的是清官和贪官。三国时吴国有位大臣“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举清厉浊”。清浊也含有邪正，善恶之意。西晋之后，清浊之分就成了士庶之别。官职也以此为准。凡是士族的官就是清官，凡是寒族的官就是浊官。
那么清浊之官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就是由于士庶等级的严格区分。那么根据什么来划分清官浊官呢。换言之，清官的标准是什么呢。晋书有记载：“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那么什么职位“职闲廪重”呢，也有记载：秘书省官署，东宫官署，各王国公府参佐。这些人“唯宾余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换言之，大体上而言，清官都不是繁剧之官，他们或是文学侍从之臣，或是议论而不治事。悠闲而不负实际责任者为清，办理庶政者较次以至于浊。“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人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闻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也。文案簿领，咸委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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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晋后期，清浊俨然成为办事能力高下的代名词。越有办事能力越当浊官，越为下流。士族子弟们更以无才干为荣，以有办事能力以至于立功升迁为耻。他们“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时有一张恕办事有功，皇帝要委以重任，张恕说：“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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