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论是否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性？我想到著名学者李零曾经说过 ， 在所有的关于“论语”的评注中 ， 他认为文革期间 ， 用阶级斗争观点去论述“论语”的那本注释本 ， 恰恰是一本最点明真相的范本（大意） 。可见 ， 用阶级斗争史观去洞察历史 ， 能够很好地放置史料 ， 排列臧否 ， 直捣黄龙 ， 而绝不会留下模棱两可的盲点与“留作以后讨论”的字样 。而有趣的是 ， 恰恰在《隋唐五代史》这本书中 ， 作者往往在关键处 ， 会用“究竟如何 ， 值得讨论”的躲避法 ， 把作者的真知灼见用一句话连头带尾掐去了 ， 作为历史学家 ， 这未免太过谨慎了 。对历史的探讨性研究 ， 我想 ， 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在心中生成自己的个人看法 ， 现在用一句“哈哈哈”式的岔开手段 ， 撂挑子不题 ， 总归是一种缺少担当的表现 ， 哪怕你在这里提出你的一点个人设想 ， 都能够给予读者一定的启发 ， 所以为了防止自己误入雷区、踩错炸弹而王顾左右而言它 ， 实在是学者研究的大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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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作者的这句话 ， 就是“注意统治群体内部不同文化张力” ， 可以看出 ， 作者是把阶级差异置于一边 ， 不再提及了 ， 作者关注的是“统治群体内部的差异” ， 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段的外在冲突 ， 在作者的书中并没有深入涉及 。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 ， 作者从陈寅恪那里继承了一个“地域性的政治集团” ， 来解释隋唐时代的王朝变迁、权力绞杀及政治推演 ， 应该说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
《隋唐五代史》提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出于“关陇集团” ， 所谓“关陇集团” ， 是“宇文泰以‘形鲜卑、实汉化’政策融合关陇区域内鲜卑六镇族群以及其他胡汉土著 ， 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集团 ， 不但物质上处于同一利害关系 ， 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源之信仰 ， 受同一文化之熏习 ， 此即所谓‘关陇集团’ 。”（P2）
这样 ， 在阶级论眼里看到的阶级斗争导致的改朝换代 ， 在这种血缘关系考量的观念烛照下 ， “其实只是政权在同一集团的不同家族间易手换位 。”（P3）
作者进一步引申道：“从文化史观看来 ， 李唐取代蜕变的杨隋（主要是隋炀帝）如同为关陇集团清理门户 ， 而周、隋、唐三代更替亦不妨视为宫廷政变 。”这一观点来自于《剑桥中国隋唐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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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陇集团之外 ， 作者还认为有一个“山东豪杰”集团 ， 这两个集团组成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武力集团（P34） 。这两个集团 ， 在隋末动乱中 ， 结成了统一战线 ， 共同结束了隋炀帝的统治 ， 遏止了他和南方士人协力襄进的文化冒进趋势 。
一句话 ， 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联起手来 ， 对付“南方士人”集团 ， 作者用文化分类、地域分类阐述了隋唐时代的动乱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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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武后称帝 ， 在作者看来 ， 是对关陇集团的“致命一击” ， 而她的所作所为 ， 得到了山东集团的支持 ， 由此“李唐王朝的统治人群由关陇集团蜕变成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P170） 。
应该说 ， 作者用统治集团的内部集团之说 ， 梳理了整个隋唐史 ， 像阶级论一样 ， 也能自成其说 ， 自圆其说 ， 能够撑技与提拎起整个隋唐时代的历史史实 。
《隋唐五代史》以统治集团内部族群来划分冲突与斗争的锋面 ， 其实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所述及 。我找到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 ， 其中提到：“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 ， 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 。”其动机是制造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 。可见 ， 这本新中国通史的新意 ， 与旧中国通史之间还是有着某种遥相呼应的成分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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