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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新编中国史》 ， 著者均为国内历史学家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它最初的组稿者却是台湾的三民书局 。这便有一点耐人寻味 。台湾的书坊 ， 跑到大陆来 ， 约请大陆的历史学家 ， 编了一套中国新通史 ， 然后大陆的出版社 ， 再从台湾引进这套书 ， 这种感觉 ， 便不得不使人发生疑问 ， 为什么大陆没有自行组织这样的通史呢？
我想根本原因 ， 还是大陆对通史的著述 ， 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饱和状态 ， 挂着“中国通史”名目的历史著作 ， 能排得上名号的至少有十多种吧 ， 在大陆的历史学界 ， 再出版新的通史著作 ， 属于“多一本也不嫌多、少一本也不嫌少”的鸡肋状况 。关键原因 ， 还是大陆学界缺少一个能够撑持得起重新主编一套中国通史的核心人物吧 。
而且通史这种著述 ， 总带有一个国家思想理论的最高认知水平 ， 如果再由国家组织中国通史的编撰 ， 很难脱离掉意识形态的参与与介入 ， 所以中国通史这类著作 ， 代表一个社会整体观点的编撰方法 ， 实在是勉为其难 。
现在由台湾书商跑到大陆来组稿 ， 倒绕开了通史研究中的政治定性方法 ， 而可以侧重于学者的理论认知水平 ， 放弃更为规整的理论重压 ， 反而能够获得一种叙述与阐述的轻松与便捷 。这可能就是这套《新编中国史》能够以一种宠辱不惊、波澜不兴的方式问世的原因吧 。
《新编中国史》共分六册 ， 分别是《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明史》《中国近代史》 ， 每一册的著者都不是同一人 ， 也没有一个主编 ， 可见 ， 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体例 ， 只是开列了书名 ， 由约定的作者自行去写 ， 这样全书也就没有一个统筹的纲要 。而不知为什么 ， 这套书里 ， 还没有《元史》《清史》 。从它的架构来看 ， 更接近于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哈佛中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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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的这一本是《隋唐五代史》 。为什么在六本书中 ， 选择这一本？主要是感受到 ， 隋唐五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也就是从古代向近代史转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 唐代之前的历史 ， 历史人物太过模糊 ， 与今天更觉隔了一层 ， 而唐代之后 ， 历史人物相对而言 ， 更接近于我们当下现代人的心理境况 ， 所以心里就很关注 。那么 ， 为什么隋唐五代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呢？
作者书中就指出 ， 中国古代社会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过程 ， 就是从武则天称帝开始的 。（P152）在另一处 ， 作者指出 ，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史前后期的分界 ， 从更长时段来看 ， 它也是中国古代史的前后分界（P199） 。
应该说 ， 该书作者王小甫回答了隋唐时代奠定的制度 ， 影响深远 ， 一直到清朝结束 ， 这些制度仍是中华帝国的基本体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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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甫
而值得注意的是 ， 正如作者所说 ， 他在《隋唐五代史》这本书中 ， 重点以陈寅恪与《剑桥中国隋唐史》进行了他的历史构架设置 。在《隋唐五代史》中 ， 更为醒目的是陈寅恪历史观的无处不在 ， 作者的立论基础 ， 分析的逻辑 ， 概念的推演 ， 都能很鲜明地看到陈寅恪的近乎是一手遮天的影响 。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 只能是一种史料的再挖掘 ， 但历史著作本身的新意 ， 关键是史识与史观的独标一帜 。《隋唐五代史》以陈寅恪与剑桥史观为主导 ， 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历史的最新制高点 ， 令人商榷 。毫无疑问的是 ， 《隋唐五代史》抛弃了中国通史既往写作中的阶级斗争的立论主线与主旨 ， 所以 ，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了一种模糊阶级倾向、专注于文化维度的“文化史观” 。作者对此解释道：“所谓文化史观是以文化的性质和状态作为历史发展特征和阶段性标志的观念 。这里文化是就广义文化而言 ， 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近年学界开始转而注意统治群体内部不同文化张力在隋末动乱中的作用 ， 从而有可能把这场大乱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并重新加以评价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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