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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往来|我读︱《女王与苏丹》：16世纪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往来( 二 )

老年伊丽莎白16世纪伊斯兰奥斯曼帝国往来奥斯曼


随着新的贸易航线的建立，伊丽莎白起草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限制进口，鼓励海外出口，派遣海军进入更远的几内亚、巴巴里和莫斯科地区。看到英国的贸易利润随之提高，原本就参与孤立英国的葡萄牙更是开始向英国施加政治压力，禁止其与摩洛哥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教皇也发布谕令《在至高处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朝着更紧密的方向前进。第二位商人威廉·哈本便在此时被选为带领英国打开与奥斯曼贸易的“合适人选”。他突破重重困难，推动了奥斯曼苏丹和英国君主之间的书信往来。土耳其公司随之出现，开始处理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西班牙方面恐惧于这种英-奥贸易，害怕英国会绕开意大利，选择通过君士坦丁堡和俄国从波斯进口商品，从而获得全球垄断地位。当然，也许英国此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英-奥贸易的发展势头足以让西班牙方面深感不安。西班牙计划入侵英国，但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也从英-奥贸易中获益颇丰，所以英国有了奥斯曼作为反西班牙的战略联盟。天主教势力对此愤怒，却也无能为力。随着贸易联系的不断稳固，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较以前更为亲密了。
但是到了1595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Ⅲ）驾崩，英奥关系受到了一定影响。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和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与商业关系大部分建立在她与穆拉德诚恳的私人通信上。新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uhammad Ⅲ）似乎并不会追随其父亲的脚步而继续支持英国，而英国人也并不认为新苏丹足够聪勇且值得信赖。再考虑到双方一直存在的明显宗教差异和冲突，以及奥斯曼一直以来以自相残杀保障政治继承的残忍方式，英国方面对这段贸易联盟关系感到十分担忧。这种不安和不信任的关系转变也体现在了最后出场的安东尼·舍利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的经历上，虽然他渴望为苏丹、沙阿和皇帝提供服务而获得国际声誉，但最终却沦落到流亡和遭受辱骂的境地，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买面包和衣服。异质文化间一直就存在的利益问题和宗教矛盾最终使得贸易联盟不了了之，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似乎也渐渐归于平淡。
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有些学者关注它们在对方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形象，如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穆斯林发现欧洲》中，讲述了一些穆斯林在欧洲的游历，主要展现的是穆斯林眼中的欧洲形象，较为新颖地为东西关系研究提供了穆斯林的视角；丹尼尔·戈夫曼（Daniel Goffman）在《奥斯曼帝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中介绍了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在经济贸易和战争方面的往来，虽然主要以威尼斯为例，偶尔涉及一些意大利其他城邦，但是他也提出要尝试用奥斯曼的视角看待欧洲，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刻板印象，并认为16世纪的奥斯曼在和欧洲的接触中越来越像一个“欧洲国家”。也有学者注意到双方交往产生的相互影响，如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认为土耳其的改革受到了西方的推动，但是这种学习也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它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的追随；宋保军在《被遗忘的边疆——奥斯曼帝国扩张与16世纪基督教文明东南边疆的收缩》中阐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对基督教文明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客观影响；田瑾和唐晓红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特点》中讲述了奥斯曼从西方文明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改变；安德鲁·惠克罗夫特在《1683维也纳之战》中，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基督教世界对奥斯曼的恐惧和仇恨，强调了异质文化交流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并以此分析了维也纳之战对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影响。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本书的不同之处便是首先将英国作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代表，重点讲述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往来。以往学者也会选取某一国家代表欧洲，但是常常以德国为例，探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关系，认为“德国寻求扩大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经济与政治影响，而奥斯曼帝国在国内改革、重建军队以及削弱英法的经济影响上需要德国的帮助”。布罗顿则重点挖掘16世纪的英国，他认为历史学家对都铎王朝的探究往往忽视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实际上双方在这一时期有了许多的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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