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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布罗顿也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戏剧作品论证了16世纪伊斯兰世界对英国的影响。其叙述线索较为清晰，先是通过三个商人的个人冒险经历讲述了英国和伊斯兰世界建立贸易联系的过程，然后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贸易联系背后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并升华到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但我们并未对异质文化感到陌生和排斥，这种习以为常了的和谐感正是源于历史深处。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Andrew Wheatcroft）曾在《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中详细地讲述了奥斯曼人对战争的细致准备，并生动地刻画了欧洲对奥斯曼的恐惧。奥地利格拉茨大教堂也有一幅名为《上帝降灾》的壁画，形象地说明了对当时哈布斯堡统治下的人们而言，奥斯曼人的进犯是和黑死病、蝗虫过境一样的大灾难。深究这种恐惧的源头，一方面是奥斯曼势如破竹的扩张。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政治力量，在公元7、8世纪时快速取得了成功，而相反，基督教先是经历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数百年迫害，又经历了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不断扩张且难以抵抗的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自然有着天然的抵触和偏见。另一方面，这种恐惧和仇恨的心理也来源于不了解。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不具有较强的流通性，古兰经的拉丁文译本又很少，因此，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缺乏了解的途径。他们所能了解到的多是奥斯曼帝国残忍无情的继承制度——苏丹需要杀死所有兄弟来确保统治稳固，这无疑是加剧了他们的恐惧心理。
【 友好往来|我读︱《女王与苏丹》：16世纪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往来】在本书中，布罗顿也谈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1534年，奥斯曼海军元帅海雷丁（Kheired-Din）掠夺意大利和北非的海岸，于8月攻占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突尼斯城。1535年，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在艰苦的围城战和激烈的市郊战斗后，击败了海雷丁。这是16世纪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最激烈的冲突之一。战争的胜利被艺术家用挂毯的形式记录下来，也暗示着人们异端需要被消灭，并且将会被战胜。由此可见，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定位是异端，穆斯林的残忍冷酷威胁着欧洲社会，因此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根除或消灭。但是，他认为这种仇恨和恐惧大过想要寻求友好关系的情况，在伊丽莎白时期得到了大大改变。
伊丽莎白女王在玛丽女王去世后，于1558年11月加冕登基。与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所不同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信奉新教。而玛丽的丈夫腓力又和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于1559年签署了《卡托—康布雷西条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共同对付新教。在这种情况下，伊丽莎白被孤立在了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之外。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她需要绕过欧洲这些天主教国家，寻找新的航道和合作伙伴。在布罗顿的笔下，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走向寻求友好合作的新方向正是源于这一大的环境背景。
此时，即将促成英国和伊斯兰世界贸易联系的三位商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第一位是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他先是设法觐见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获得了苏丹本人签署的正式贸易特权。之后，他开始了俄国之行，得到了沙皇的接见，并和俄国达成协议建立一条经由白海的海上贸易航线。然后他又向波斯出发，不过这次他没能促成贸易联系。一是因为他早先已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商业联盟，而奥斯曼与波斯正在进行战争；二是因为他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民族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仅没能达成此行的目的，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不过，后来在詹金森和其接班人的多次努力下，英国也终于和波斯开始了贸易往来。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走出了友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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