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对臣僚十分宽容，即便是犯言直谏的言官，他也虚心接纳，他被人诟病的一点，反而是耳根子太软，太容易采纳臣下的意见了，以至于“号令非一、前后背驰”。
隆庆自己是个宽厚之人，但在改革上，他敢于支持刚烈之士，替自己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比如重用高拱，比如提拔海瑞。正是在隆庆朝，海瑞登上了他为官生涯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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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
《大明王朝1566》里，张居正说“海瑞是我大明代的一柄利剑”，而海瑞真正发挥作用是在隆庆朝。隆庆三年夏，海瑞被任命为右佥都御使兼应天巡抚，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税粮，掌管了明代的赋税重地。这是极为重要的位置，非能臣不能胜任，对明代来说，海瑞并不只是黄仁宇所说的“道德模范”，他曾经是朝廷用来震慑地方缙绅豪强的一个象征。
纵观隆庆的言谈举止，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君王形象。隆庆聪慧不如嘉靖，胆识远逊太祖，但一来他敢于放权，二来他能很好地协调皇帝与内阁、司礼监之间的关系，三来，他在大方向上是一个开明的人，所以他虽然不显山不露水，却助推明代政治强势反弹，为明代在构建政治秩序上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只可惜，万历等君主并没能继承这份遗产，在万历清算张居正后，明代结束了短暂的皇帝与内阁蜜月期，皇权专断再次成为常态。
很多人看万历和爷爷嘉靖一样，几十年不上朝，再看到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强势阁臣发号施令，以为明中期进入了一个“君消臣长”，甚至阁权威胁到君权的阶段，附比英国的君主立宪，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英国的君主立宪，真正把君主作为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削弱他的实权，将行政权归于首相，立法权归议会，秉持着“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的基本原则。但明代中期，皇帝仍拥有巨大权力，在没有宰相制约的情况下，士大夫只能通过诸多礼法来约束皇帝，可一旦皇帝想专权，强势的阁臣也无法阻挠，所以夏言身死、张居正晚节不保，嘉靖二十年不上朝，仍能牢牢把控秩序，他们集兵权、财权、释法权、官员任命权等重大权力于一身，懒坐于国家的律法和秩序之上，上文提及的商大节案、张经案，都可见当皇帝想要专断起来，阁臣和律法也无法阻拦，皇帝把琐碎事务下放臣僚，准许内阁规划大局，但内阁仍是皇权的附庸，并不能够真正制约皇权，有明一代的诸多改革、放权，都寄希望于皇帝个人的宽容。
所以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开启于隆庆朝并非偶然，因为隆庆是一个足够宽容、足够信任阁臣的皇帝，这其实也是明朝政治体制的一种无奈，失去宰相，家国不分，没有一套具体的、有章可依的分权制衡制度（尤其是制约皇权），皇帝的残酷、荒唐行为就得不到有效约束，有能力的大臣也不能齐心协力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正因为皇权过重，士大夫们想要在政坛上大展宏图，不得不对皇帝及其代表极尽谄媚之能事，也不得不寻求抱团、结党，来扩大自己的实际权力。明中后期兴盛的党争，和明朝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不足有着莫大关系。
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比起|比起强势的嘉靖，“平庸”的隆庆可能更适合大明王朝】黄宗羲的话，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如果回看明朝中期的这段时光，对比嘉靖和隆庆：一个一人独治，天下疲敝；一个宽厚无为，走向中兴。黄宗羲这段“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可谓洞见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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