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开海虽然意义有限，但毕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与此同时，朝廷针对北边鞑靼也制定出了新的战略。史载：隆庆四年，北边蒙古鞑靼发生冲突，首领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与祖父不合，向明代求降。高拱判断这一契机是“数百年所无者”，他极力促成明代册封把汉那吉为三品官，赐红袍、金带等，再以礼送还这位俺答之孙，并封俺答为顺义王，促成和解。经此一事，蒙汉互市，“三陲晏然”，大明与鞑靼交界处“关城熄烽而安枕”。
开关和议和，缓解了困扰明廷十数年的南倭北虏问题。在北方，明廷借议和提振防务、加固长城，同时选调谭纶、俞大猷、王崇古、马芳等名将防御北境，确保没有大的战事。在南方，倭患看似由日本人造成，其实在倭寇当中，大部分是明朝百姓，他们因为海禁或者地方豪强的剥夺，流离失所，失去经济渠道，于是铤而走险，和日本倭寇合流。海禁表面上在维护明代沿海安全，实则是一种懒政。隆庆开放沿海贸易后，不但刺激了东南的商业，对当地百姓也是利好，至少使得他们多了合法谋生的渠道。整个隆庆时期，东南沿海再没有大的倭患。
因为隆庆的信任，高拱主导的改革得以开启。高拱任首辅兼掌吏部后，认为“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就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除了解决南倭北虏问题，他还着重整顿吏治、优化执法人员。例如在隆庆五年(1571年)，他将当年所录取的第二、第三甲新科进士393人分拨各衙门，要求“讲求律例，习学政体，定以课程，时加考校，务期明晓法制，通达治理”，并以考核成绩作为选用的主要依据。
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诸多举措，实际上都是隆庆革新的延续。高拱借鉴了嘉靖革新的经验，推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军事、开通海运、重新丈量田地，在他的治理下，明代政治有了明显好转。张居正与他虽有政治上的斗争，但在治国理政上大体是认同他的。所以，明史学者韦庆远说：“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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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
隆庆与高拱君臣之间通力协作，缔造了一个明代的小中兴。隆庆六年相比嘉靖末期，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财政都有明显改善。（隆庆年间的财政数字，缺乏明确记载，但可参考《万历会计录》对万历初年朝廷各项收入、开支的记载，与隆庆六年相差不大）比财政收入增加更振奋人心的，是社会的吏治有所改善、商业继续繁荣，此外，由于隆庆帝清修少事、宽厚仁慈，士人们也不再需要像嘉靖末年那样提心吊胆了。
但是，隆庆朝的改革也存在问题，它没有在根本上改革宗藩制度。有明一代，宗藩制度不合理给明代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明太祖规定宗藩世代享受国家提供的禄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这在明初维护了皇室统治，但宗室成员的膨胀，使得朝廷分配给藩王的钱粮越来越多。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记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40年后达到28492人，比明初多了十倍。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吃喝用度都从财政中捞取，成为国家身上最大的寄生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上奏：“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诸府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直到隆庆五年，这个问题也没有改善，当时的礼部报告：“除宗女仪宾外，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约占全国各地存留粮总数的80％。”
当时有个礼部官员叫戚元佐，他看到了宗藩问题的严重性。戚元佐多次上疏，指出藩王过度，禄米难以为继，他恳请皇上“议限封爵、议继嗣、议主君、议冒费和议擅婚”，通过多种手段削减宗藩数量，隆庆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把折子转到礼部，礼部官员认为兹事体大，转给王室成员看，结果，“诸王反对，且格不行”。（《礼部志稿·奏疏·戚元佐〈议处宗潘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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