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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气比嘉靖末年有显著好转
隆庆号称无为，但在他这六年，明代改革走上快车道，政治上的气氛也相对较好。尽管后人常以“阁潮不断”诟病隆庆内阁，但实际上阁臣党争是明代有内阁以来的常规现象，即便是“天下翕然称治”的嘉靖改革初期，杨廷和、张璁、杨一清、桂萼、夏言等人也是多有党争，甚至闹出“大议礼”这样的事件。首辅要揽权，要推动自己的主张，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个人品德无关，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和政治习惯，尤其是在明代这个阁臣地位与实际权力飘忽不定的局面下，阁臣要主政，既要获得皇帝许可，也不得不联合宦官、言官、武将中的领袖人物，其中贿赂、结盟、争斗随之而来。
关键在于：这些争斗是政见之争，还是私利之争，是为国家之公器，还是为一己之权力。例如：杨廷和与张璁有斗争，但他们大体上都是改革派，都渴望实现国家社稷的良性运转，所以虽然过程中有攻讦，但最终并未对社稷有大的伤害。反之，严嵩、严世蕃上台后，成为满足嘉靖敛财、纵欲的工具，他们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罗织罪名，滥杀夏言、杨继盛、沈炼、王忬等人，其中不乏明廷内政、边防的能臣干将，这对国家的政治秩序就构成了很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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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
尤其是嘉靖末期，严党怂恿嘉靖杀害张经、王忬等将领，更是在不顾他们于社稷有功的前提下，仅仅为了朋党私欲而滥杀，这已经破坏了政治斗争的底线，造成了嘉靖末年党争激化、士人惶惶度日的局面。相比之下，隆庆年间虽有阁潮，但斗争双方大体是因为政见不合、学派不和（比如赵贞吉与高拱的斗争，背后是心学和实学不同所致），在斗争中失势的阁臣，例如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也基本可以辞官归田，求得善终，中间虽有“胡应嘉案”这样的政治迫害，但整体风气已经比嘉靖末年好转许多。纵观隆庆时期，滥杀朝臣是少之又少的。
嘉靖朝的滥杀多出自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严嵩、严世蕃、赵文华等人在其中的作用，自是不可忽略，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早在严嵩主政之前，嘉靖就已经有过滥杀的先例（如左顺门事件），且存在一些例子，是严嵩等人并不想杀，但嘉靖自作主张，格杀勿论，例如嘉靖三十四年的商大节案。据《正律、比附律与嘉靖后期判死朝臣》一文描述：“当年四月，边将商大节上疏，称自己无法在北京城防卫上与咸宁侯仇鸾配合，麾下并非精兵，却要承担守卫重责，仇鸾调动官军却不令大节知晓。嘉靖帝斥责他‘推奸避难’，命下镇抚司。法司拟罪，‘比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事军机律斩’，严嵩即上疏救助，称：‘大节固有罪， 但法司所拟比，似于所犯未合。盖原律谓‘临敌时不进兵策应，致设军机。’今本犯虽涉推避，盖非临阵失机之比。乞皇上少雾天威，赦其一死，姑发极边充戍。’嘉靖帝不允，商大节最终被斩。”
由此可见，即便放权给严嵩，严嵩的意志也并不和嘉靖完全重合，而当二者意见冲突时，严嵩不得不让步于嘉靖。严嵩是权臣，但他的权力是君主赐予的，他并不像霍光、曹操，可以笼罩在君主之上。嘉靖晚期的很多决策失误，看似是权臣误国，实则取决于嘉靖个人。所以学者昭裢在《啸亭续录》中说：“世宗虽委信权奸，任意施为，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恶杨升庵终身，介溪不能包庇。立斥赵文华，诛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诸君，委靡不振。故严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盗国政，与刘放、朱异相似，终非秦桧、贾似道之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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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的有为与无为
翻阅《大明穆宗庄皇帝实录》，我们会看到一个看似无为的执政者。和嘉靖独断专制的作风不同，隆庆虽然掌握巨大权力，却乐于放权，朝中一些重大决策，悉数交由内阁规划，隆庆做的事，往往是：“上允之”、“上然之”、“上是之”、“上从之”、“上嘉纳之”、“报可”、“报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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