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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博物馆根据冯其庸的描述，在馆内的“曹雪芹墓石展室”内，配上了一幅彩色插图：明月别枝，枝下两人抬一块石头上独轮车。并配以文字说明：“傍晚时分收工，李景柱唤来堂弟李景泉，将刻石抬上小车，推回家中。”但冯其庸的写法——或者说李景柱的说法，让人难以置信。“曹雪芹墓碑”长1米，宽0.4米，厚0.15米，重大约为102公斤，即204市斤。李景柱和李景泉哥俩都身材瘦小、体质孱弱，而且李景泉在当时只有18岁（不满18周岁），根本不可能把“将刻石抬上小车，推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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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日报》采访人员焦保强在1993年2月27日《北京日报》《北京的石头记－曹霑墓石的发现及其讨论纪实》一文中对李景柱的描写也可见一斑：“李景柱今年44岁。中等身材，稍瘦，因为高度近视，戴着一副眼镜。他家祖居张家湾，其祖父带他父母进北京谋生，居住在虎坊桥，在北京念完了小学。他的父母都是理发员，1959年李景柱随父母返乡回到张家湾，在张家湾中学读完了初中。由于从小在城市生活，他的言谈、举止、装束自然有别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爱读书，喜欢文学和历史书。应该说，在张家湾，李景柱称得上个‘土秀才’。”焦保强在这么写的时候，显然也觉得单靠李景柱和李景泉哥俩难以把刻石弄回家，于是在张家湾走访后，为运石过程加上了一个身强体壮的第三者——韩士宽。在文中改为：“收工后，他请韩士宽与他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这块石头运回了家中。”关于发现刻石的过程，焦保强比冯其庸写得更加生动、形象、细致。他是这样写的：“李景柱说了一句：‘这是曹雪芹的墓碑。’当时，在场的农民不知曹雪芹是何人，并没在意。挨着李景柱平地的农民叫韩士宽，是位愣小伙子，他认为墓穴里应该有东西，就有往下挖，结果挖出了一架白骨，没有发现棺木，他扒拉了几下尸骨，也没有发现随葬物。韩士宽以为死者嘴里含有东西，还拿起颅骨在小车把上磕了磕，没有磕出什么，顺手扔在小车上运走了。”但对于焦保强这段描述，又有人提出质疑，1968年平整土地的时候，韩士宽是张湾村三队的，李景柱是张湾村四队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干活，不可能一起发现刻石，也不可能一起运走刻石。……有时候，为了圆一个谎言，就必须补充上一千个谎言。反正，关于刻石发现的描述，漏洞很多，欲盖弥彰。因此，同为红学家的周汝昌和同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秦公均对其真伪表示出质疑。其实，这块刻石最大的造假马脚就在其上所刻的“壬午”两字上。为什么会有“壬午”两字？原因在于《石头记》第一回脂批所写：“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其实，此批是误抄在一起的两个批语。所谓“壬午除夕”，是批者在第一个批语后所署的作批时间，而不是第二个批语所要交代的“曹雪芹”死期。理由是，《红楼梦》是隐语小说，若真有笔名为“曹雪芹”的编辑此书，批者也不可能明写他的死期，以免暴露其真实身份。可笑的是，造假者却认定了“曹雪芹”是死于“壬午除夕”，画蛇添足，加了这两个字。而退一步说，就算“曹雪芹”真的是死于“壬午除夕”，即红学家们所说的乾隆朝的“壬午”年，但碑石所刻的应该是立碑时间而非死者时间。除夕过后，第二年是癸未年，所以石碑上刻的应该是“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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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立碑时间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年月日，乾隆朝壬午年应为“乾隆某年某月”，并不一定要用甲子表示。当然，用甲子表示也是可以的，但朝代年号的某年月却必须有。此石只知迎合脂批中“壬午”二字，其他一无所知，由此可知其是伪造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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