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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应抱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亦即学者的态度。一个人不可因为将来目的在作实际的政治工作,因而把学问当作工具。须知一个人处在求学的时候,便应抱学者的态度。犹如上操场时,就应该有运动家的精神,受军事训练时,就应有军人的气概。因为每一样事,都有其标准,有其模范。要将一事作好,就应以模范作为鹄的。所以我们求学就应有学者的态度,办事就应有政治家的态度。譬如,曾国藩政治上、军事上虽说走错了道路,然而当他研究哲学时,则尊崇宋儒,因为他认为程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正宗。学文则以司马迁、韩愈为其模范,以桐城古文为其依归。治考证学则推崇王念孙父子。他每做一门学问,就找着那一门的模范来学。
一人在社会上做实际工作,无论如何忙迫,但只要有一个钟头,可以读书,则在那一个钟头内,即须作纯学问的探讨,抱着为真理而学问的态度。要能领会学问本身的价值,感觉学问本身的乐趣。唯有抱着这种态度,才算是真正尊崇学术,方可以真正发挥学术的超功用之功用。
我刚才已经说过,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因为读书要能自用思想才不会作书本的奴隶。能自用思想,则不但可以读成文的书得益处,且进而读不成文的书,观察自然,理会人生,也可以有学术的收获。所以我首先须要很简略的讲一点,如何自用思想的方法。因为要知道读书的方法,不可不知道思想的方法。
关于思想的方法,可分三方面来讨论:
(一)逻辑的方法
逻辑与数学相依为命,逻辑方法大都采自数学方法,特别几何的方法。逻辑方法即是应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的概念,来理解自然与人生的事实。逻辑方法的目的在能给我们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发性的知识。换言之,逻辑方法要给我们坚实可靠、颠仆不灭、内发而非外铄的知识。必定要这种知识才够得上称为科学知识。
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只问本性,不问效用如何、目的何在、或结果好坏、满足个人欲望与否等实用问题。只问理论的由来,不问事实上的由来,譬如,有一三角形于此,数学不问此三角形有何用处,不问画此三角形之人目的何在,不问此三角形是谁画的,是什么时候画的,更不问画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利益、有何好的结果等。数学只求证明三角之合必等于两直角,就是三角形之所以成为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质,就是一条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所以一个人是否用逻辑方法思想,就看他是否能扫除那偶然性的事实,摆脱实用的目的,而去探讨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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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在进行光学研究时绘制的草图,上面有他的注解
中国人平日已养成只重一物的实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上的成见或习惯如不打破,将永远不会产生科学知识。譬如:《大学》上“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大串推论,就不是基于知识本质的推论,而只是由效果推效果,由功用推功用的方法。这种说法即使是对的,但这只是效果的研究。而效果是无必然性的,所谓成败利钝的效果,总是不可逆睹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识之无必然性与普遍性,可想而知。但假如不去做效果的推论,而去做本性的探讨,就可以产生纯学术知识。譬如,对于格物的“物”的本性,加以系统的研究,可成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对于致知的知的本质,加以研究,可成为知识论;研究心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学;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学;研究家国天下的本性,可成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由此足见要求真学问,求纯科学知识,须注重研究本性的逻辑方法,而不可采取只问效果的实用态度。
逻辑方法的实际应用,还有一特点:可用“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两句话包括。我们思想不能不用许多概念。我们说话作文,不能不用很多名词。界说就是对于所用的这些概念,或名词下定义。那是指出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包括的确切意义,规定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应有的界限范围。每一个界说即是指出一个概念,或事物的本性。据界说以思想,就是我们思想中所用的概念,都是有了确定的意义,明晰的范围的。如是庶我们的思想可以条理而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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