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职业的音乐家来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郑小瑛早有答案：“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紧迫感从未消失过
1980年代以后，市场放开，“靡靡之音”回来了。演一场《茶花女》补助只有五元钱，香港歌星的出场费已经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剧院里的“腕儿”出去走穴挣钱，缺席排练，主要乐器不来，其他成员都得等下次陪练。“大家心里不高兴，干多干少都一样，我来不来都还是那点工资，你也不能开除我。”
在世界各地演出时，郑小瑛总会和当地演奏员聊天，研究国外的合同。她前后给文化部、剧院写过五个报告，主张改革，相识的新华社采访人员帮忙发过“大参考”，回音寥寥。
1997年，郑小瑛从中央歌剧院离休。“不是我累了要休息，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啥事也干不成的制度，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自己干一点什么事情。”
创办“爱乐女”室内乐团曾让她获得短暂自由。成员都是志愿者，用业余时间在教室、厂矿等场合演出。由于当时民营团体政策尚未出台，即便已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演出过，“爱乐女”仍然面临政策上的困境，成员们愤而离去。
受邀来到厦门时，郑小瑛已经69岁了，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厦门有领导打算组建交响乐团，于是有了“民办公助”的厦门爱乐乐团。
迈入下半辈子，郑小瑛开始创业了。这是她第一次做乐团管理者，人事、财务、管理都得学。她天天向上要政策，却不知该去哪个部门注册；来了很长时间，疑惑怎么没人给她发工资，慢慢才弄清楚，乐团隶属一家民营企业，要去企业报账。
厦门爱乐一度实现了郑小瑛按艺术规律办团的理想：选贤与能、竞争上岗、来去自由；为了普及大众，每周都举办“周末交响”音乐会。十五年，乐团共演出一千多场。
每年9月过生日是郑小瑛既期待又想躲的时候。88岁“米寿”那年，助理程远筹划了生日惊喜，郑小瑛一进门，满屋子人，当年的爱乐成员一共七十多人，来了五十多个。大家带着乐器，郑小瑛当场指挥了《乡村骑士》间奏曲，很多人一边演奏一边掉眼泪。程远专门制作了纪念视频，精心挑选了主题词：追随。
事实上，在离开厦门爱乐乐团之前，郑小瑛就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岳飞》歌剧音乐会和马勒《尘世之歌》中文版的唱片录制。“我离开了乐团，就没有地方做了，所以得赶紧。”
这种紧迫感从来没在郑小瑛的心中消失过。现在，她最重要的呼吁是“洋曲中唱”，用中文演唱西方经典歌剧。目前，国内此类演出大多采用原文版语言，中央歌剧院推出过中文版《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重排时都改回了原版。
她和老友刘诗嵘给中央歌剧院的现任领导写了多封信，没有任何回音。刘诗嵘曾是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现在身体欠佳；音乐文学翻译家周枫也卧病在床，“就剩我还在扑腾了。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郑小瑛曾看过一位科学家的故事，这位科学家临死前还在电脑上打字，留下最后一点成果。“死亡掐断了他可以为人类做一点贡献的那种权利，他真是不应该死，还有那么多东西，还可以给世界。”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12期
作者：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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