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议，让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托斯卡》：“你应该有一样东西，回去向你的祖国汇报。”郑小瑛回忆，“他问我敢不敢上，我说当然得上了。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是这样上的。”
当时整个莫斯科，《托斯卡》总谱只有两份，郑小瑛借来巴因那份，把配器抄在自己的钢琴谱上。每次巴因指挥，郑小瑛就蹲在乐池的角落里看，全凭模仿和记忆来学习。
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代，当报幕宣布是中国女研究生担任指挥时，观众鼓掌尤其热烈。通常只在最后谢幕才给指挥的追光，每一幕开始时都照向她；她每次出场，都有一次鼓掌。
至此，郑小瑛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不加‘女’。”她每次都强调。
1997年，郑小瑛第一次查出直肠癌，老伴“啊”了一句，不知所措。“我没事，他的心理不如我坚强，你别看他是男人。”女儿郑苏接到电话号啕大哭，从美国赶了回来。
郑小瑛照常去北大、清华做了两场讲座，站上桌子指挥大家唱国歌，给指挥系学生上了课，还参加了音乐家座谈会。之后，她才遵医嘱住进医院。
接受化疗后，她的头发掉光了，出院一个月后，戴着假发指挥了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和歌剧《卡门》的演出。
2014到2015年，她的右下肺和右上肺又先后查出癌症和病灶。郑小瑛讨厌别人总来问“抗癌精神”，她说每次治疗结束、痛完，如常生活，“该干什么干什么”。
身边的人都惊诧于郑小瑛过人的精力，很多人都接到过她凌晨发来的消息——工作多的时候，她半夜2点睡，早上4点起。她曾对朋友说，“让我做饭、做家务，站十分钟我就累得不行，而在指挥台上，根本不觉得累。”
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而努力
郑小瑛年轻时以冼星海为偶像，时至今日，即使指挥过国内外众多大师的作品，最钦佩的始终是冼星海。1950年代，她还从民族音乐研究所里，把冼星海的亲笔日记偷出来看，做笔记。冼星海一生颠沛流离，英年早逝。他留学巴黎，后选择回国投身抗战歌咏活动，在延安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创作了《黄河大合唱》。1938年12月15日，冼星海与妻子在延安“大吵特吵”，以致干扰了创作。他相当自责，在日记里反省：“把伟大纯洁的爱像火热一般贡献给那广大群众吧！他们不会忘记我，他们才是最亲切的人，我或许受过这些错误，更可加强厉害去认识人生。”
【 指挥|郑小瑛的最后一搏】“了不起的精神力量！那样的人才配做一个中国音乐家，他是生活在人民中的。”郑小瑛曾这样评价冼星海。对郑小瑛来说，被需要比自己想要重要得多。“社会需要的，我会的，就能成功；社会不需要，我愣去做，做不成啊。”
郑小瑛此生奉行“为大众服务”的艺术理念，来自她成长年代的某种训诫，在杜马舍夫班上就有所启蒙。见合唱团的多声部效果欠佳，杜马舍夫建议直接改为齐声唱，“群众歌曲，有什么必要搞得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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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瑛90周岁生日
北京师范学院学生蒋力听完一次歌剧讲座后，大胆拦住郑小瑛，央求她去自己学校讲课。郑小瑛坐公交车去讲了两次。蒋力日后成了音乐评论人、中央歌剧院的策划制作人。法学生赵世民，在听了一次《卡门》讲解后，迷上了交响乐和歌剧，现今转行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一个艺术家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那就是她最珍贵的、最幸福的东西。”郑小瑛感慨自己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无论走在马路上，还是在世界各地讲学，总有人上前来和她打招呼，就像相识已久的老友。
在郑小瑛的世界里，音乐的意义并非直接作用于自己。“我是通过音乐跟大家认识，不过是把音乐介绍给了大家。”郑小瑛质疑音乐家“没有音乐不能活”的说法，认为那是夸大艺术的作用，只听八台样板戏的年代，大家都活过来了，“如果没有音乐，对我个人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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