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郑小瑛刚刚度过自己91岁的生日，她笑称自己是“90后”，现在的目标就是以豁达的人生观，在自己经营多年的音乐事业中“再多做一点事”。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家，郑小瑛身上的那份自信、镇定从未退却，年过九旬的她依旧驻守在指挥课的讲台上，大型音乐会照样会意气风发地上台演出，丝毫没有这个年纪的沉沉暮气。
我算什么？我就算个老师
2018年秋天开始，一个新任务被郑小瑛提上了日程：开设指挥班，给中小学音乐老师上课。
她的指挥课就开在厦门工学院这所民办学校里。学生从沈阳、威海、南昌等地远道而来，为照顾他们的行程，每个人只需两周出席一次，听半日课，这意味着，同样的内容，郑小瑛要重复讲四次——每周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中午她会睡一会儿。
刚开课时，她对大家讲，“这是我的最后一搏，也是关门一课。”郑小瑛上一次“最后一搏”是在2013年，她离开一手创办的厦门爱乐乐团，并以歌剧《岳飞》作为告别演出。事前她也用豪言嘱咐作曲黄安伦——“人生最后一搏”、否则“死不瞑目”，黄安伦都会捂她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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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班一共20个学生，尽管需要面试筛选，但由于开班时宣传效果一般，报名才28人，可选择的范围并不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大学副教授，也有连识五线谱都困难的人。
这与郑小瑛曾经教过的学生大相径庭，后者大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音乐家，常挂在她嘴边的有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国家大剧院和澳门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从1956年参与指挥系建系开始，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数十年。
现在，她要给业余学生上课，从零教起。原本她要求背谱，但头一节课就发现，很多学生做不到，只好不再硬性要求。指挥班的同学们也已认识到“学生”和“学员”的区别，吴灵芬们是郑老师的学生，他们则是学员。
郑小瑛的授课风格颇为温和。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她会努力缓和气氛，背过身去：“那我走咯。”最严厉的指责是“怎么可以啊”。当学生怎么也学不会、反复提醒仍然出错时，她也会想不通，“怎么可以啊？”“为什么啊？”
她唯一一次动怒，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她可以忍受学得慢，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们并非怕她生气，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发完火，郑小瑛有点后悔，“不过还好，他不记仇，还来跟我说话。”
意大利朋友萨碧娜来旁听了一堂课，委婉地建议：对不同的学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大概想表达汉语里的“因材施教”。郑小瑛说，“哎，我都急死了啊！”
尽管已享有世界声誉，但郑小瑛仍然看重“老师”的身份，“我后来给自己定位，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个老师。”
这些年来，郑小瑛不断出走：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退下来后，到了厦门；十多年后，又从厦门爱乐无奈离开。
现在，她没有固定合作的乐团，总在琢磨，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她仍有许多未竟的宏愿：若是手上有个歌剧院或是任何音乐团体，一定豁出去老命也要做——“但是现在我没有了，乐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只能够干喊，所以还不死心。”
但她一直不愿私下开班教授打拍子课，怕误导人家以为手上功夫就等于指挥。“指挥的主要功力在脑子里，在他的听觉、他对作品的理解里，而不只是这个。”郑小瑛摆弄双手示意，“这个（手）只是‘终端’，只是最后的一点。”
直到近些年，她接触了不少业余合唱团，大家出于爱好走到一起，不计报酬，“这个倒是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2010年，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以体现世界大同。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而且早有先例。她向组委会抗议，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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