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这对师生痛心疾首，“太丢人了，一个普世都会的东西，中国人不会。”
考虑再三，郑小瑛决定“亡羊补牢”，至少教他们懂得规范，孩子们会受益。学员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学女老师，郑小瑛认为她起步太晚，但考虑到“她还想学，手上也有合唱团，在那个位置上，多少会有影响的”，还是让她加入。
这样的愿景，也是郑小瑛过往的某种写照。1955年，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这成为中国培养专业合唱指挥的起步。他教导大家，合唱是群众性的艺术，要求每个学生马上都去组织合唱团，很快，二十多个合唱团在北京成立，郑小瑛负责妇女、儿童和农民三个团。三十五年后，学生们邀请恩师来北京观摩中国合唱节，“几十个合唱团在一起汇报，一看手上指挥的方法，都是‘杜派’。”
杜马舍夫对最早送选的一批学生并不满意，便自顾自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挑人。校方人事科慌忙推荐了作曲系“三好学生”郑小瑛——她成了指挥班里唯一的女生。
郑小瑛起点高、悟性好，杜马舍夫不久便让她代教基础的视唱练耳课。她早就有“赶鸭子上架”的本领——从前在文工团，因为学过钢琴，被拱着教乐理时郑小瑛问，什么叫乐理啊？她上街淘书，发现了一本乐理普及教材，赶紧看完，第二天她就敢去上课了。因为能识谱，从开大会拉歌到成百上千人的游行，都是郑小瑛负责为大家打拍子——这是她最早无意识地“指挥”。
在音乐界，杜马舍夫不是名家，只是莫斯科国立师范艺术学院的普通教师，“你去问苏联人，没有人知道他”。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杜马舍夫回国后并未得到优待。郑小瑛在三十多年后看望杜马舍夫，他一直住在同一间老房子里，家里堆满了中国带回的纪念品。老师的妻子告诉她：“他现在老了，唯一的幸福，就是生活在对中国的美好回忆之中。”
指挥家要有力挽狂澜的镇定
郑小瑛从小个头高大，不到六岁就是全幼儿园最高。在女校排话剧，一直演男角，做英俊小生。她留“妹妹头”短发，起了床，甩一甩就出门。妹妹郑小维形容她，“非常男性化，完全不像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指挥，内心必须要坚强、自信，当着那么多人怀疑的眼光，特别女孩子，你要没有点自信，看着那些眼睛都害怕。”郑小瑛受益于这些特质，“那么多男人都看着你呢，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等你出笑话，你就要有一种自信，通过音乐，组织、驾驭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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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的郑小瑛
郑小瑛多年来都习惯素面朝天，演出也不例外，“反正观众看的都是背”；衣服都是朋友看不下去给她买的，而演出穿的黑色指挥服，几十年都是那几套。她极少逛商店，偶尔和老伴出去，形容自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看什么都稀奇，橱窗里都漂亮。但她觉得，“那也不属于我，再好看，我也不可能买什么东西。”
她经常教导学生，指挥家要有力挽狂澜的镇定。在舞台上，谱子乱页、演员唱错，各式各样的意外常有，即便所有人都慌张，指挥不能慌。“出错了，你得马上判断问题在哪里，是带上它，还是压住它，让它归于一致？这是职业性的。”
“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曾被这样问道。她解释，将指挥作为一生之志，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结果，而是一次次被挑选、被安排。
“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个人想法，说实话。因为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追求、不幻想，派你来做什么，你就很高兴；派不到你，你也不抱怨。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1960年初，郑小瑛被正式选派到莫斯科进修。除在校上课之外，她还通过杜马舍夫引荐，跟随资深指挥家伊·波·巴因学习，在剧院的角落里观摩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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