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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起冯友兰和国军的渊源，还是得从1935年冯友兰被捕一事说起。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对冯友兰进行逮捕羁押，虽然在众人抗议之下冯友兰最后释放。这件事过后，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却日益紧密，从阶下囚摇身一变成为了座上宾，甚至在1945年被选为国军大会主席成员。我们不知道1935年被逮捕时冯友兰心里在想什么，不过我们可以从冯友兰的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窥探一二。虽然人们对冯友兰有着种种争议，但有一点，冯友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冯友兰一直以来想的就是如何让中国这个伤痕累累的“旧邦”迸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作为一名学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识释古辅新来“救国”。只是他的“辅新命”着实有些跑偏，他曾对现有政权寄予厚望，希望国军能带领中国走向新纪元。有人评价他这是摆脱不了“帝王师”之梦，这说法有些道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往往强调了冯友兰向往权势的虚荣之心，而忽略了他爱国忧民的一片赤诚。只能说冯友兰自身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摆脱人性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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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而冯友兰真正令人诟病的远不止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曾写信给伟人，信里反省自己以前亲近国民政府犯了错误，并保证五年之内重新编写一部关于马哲观点立场的中国哲学史。伟人回信里一句：“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更是让后人对冯友兰下了朝秦暮楚之人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以及其学说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评。一开始，冯友兰就主动反省认错，写文章批评自己，表示一定改过。对此，胡适和友人聊起冯友兰时，讽刺其认过130次的错，是一个会打算的人。不过就算冯友兰积极登报写文认错改过，还是无法“洗清”自身“罪过”，仍然被当成重点对象批评，这让他身心俱疲。在这期间，冯友兰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以表诚心改过，不过没写多久，动荡时期便到来了。在这个特殊时期，已是70岁高龄的冯友兰又再次被打成需要改进分子，遭受了许多折磨。直到1968年，伟人的一次讲话才让冯友兰恢复自由之身。就是在这个时期，冯友兰做出了最令人诟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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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冯友兰被委为“梁效”写作顾问。期间，冯友兰先后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文章观点与他之前的大相径庭。1975年，冯友兰还将这些文章集结成《论孔丘》一书出版，完全沦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武器。而冯友兰的《咏史》二十五首更是被认为在谄媚某人。这让人们对于冯友兰的“变脸”失望至极，冯友兰的学生钱钟书就曾经当众指责冯没有文人人格，挚友梁漱溟拒绝出席冯友兰90华诞，甚至直接致信冯友兰表明自己对他之前所作所为失望不已。这便是“冯友兰现象”的前因后果，冯友兰多次“变脸”，谄媚权势，似乎活生生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墙头草；一个知行不一，满口谎言的伪君子。只是这几十年来，对冯友兰至蠢丑类的批评实属太过刻薄。冯友兰确实不是不慕荣利，一身傲骨的如兰君子。他不够清高，不高刚正，失掉许多文人风骨，远远够不上无“私”的圣贤标准。只是，一个不理智的人是个人之过，一群不理智的人便离不开时代之过。“冯友兰现象”中冯个人确实德行有亏，但这也是冯友兰的无奈与悲剧，同时也是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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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后，“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友兰又再次被打成不良分子，被羁押审查，清算过往，十分讽刺。“冯友兰现象”与其说是冯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困境，被话语权裹挟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牺牲品将何去何从？冯友兰晚年一直在忏悔中度过，那不是屈服于话语权的“反省改错”，而是他回归了当初那个求学救国的自己而作出的忏悔。十年动荡期间，冯友兰就曾经无奈说过：“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说明他当时也明白自己在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只是屈服了。后来他在《三松堂自序》忏悔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毫无实事求是，哗众取宠。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不能全赖上当受骗之说。参与十年动荡的人后来大多选择控诉时代，强调自己的无奈，而冯友兰真诚认为自己有错，不能全赖外界，实属难能可贵。冯友兰晚年除了忏悔，还彻底回归了自己的学者身份，不再讨好任何话语权，回到最纯粹的做学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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