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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本事的知县，可以把这二三十个手下治理得听听话话。《平和县志》上记载，第三十任知县蓝世龙，虽然只主持平和县两年，但是他把这个刺头颇多的县衙门班底管得服服帖帖。万历年间由于财政紧张，平和县衙役的工资普遍缩水，这些衙役为了帮补家计，不得不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蓝世龙知道此事后，立刻禁止衙役们私自下乡，但是有两个刺头不听话，偏要硬着头皮来到房间，结果他俩回去之后，被蓝世龙当面数落了一番，还遭遇到''闪电式炒鱿鱼''，不得不卷铺盖走人。由于御下严厉办案公正，蓝世龙在平和县百姓心中的评价很高，他被调到河东之后，平和县的老百姓纷纷立生祠怀念他。明清时期像蓝世龙这种会管理下属的知县人数不少，但是其他大部分知县还在为如何御下而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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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难处三：肩上担子重，自身亦难保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一天之内批改上百本奏折，弄得自己头痛欲裂。知县的工作量当然比朱元璋要少的多，但是他们的工作难度不亚于皇帝朱元璋。明朝时期临近黄河流域的县城，几乎每两年就会遭受一次洪水，这些县城的知县几乎每两年就要筹备一次赈灾，但是明末财政拮据，赈灾需要的一半银两需要知县自己筹集。为了能够顺利渡过难关，许多知县只能唱黑脸，从富商乡绅手中索要赈灾资金，但此举风险极大，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些地主弹劾。除了赈灾防灾之外，御敌防敌也是知县的重要工作。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他率领的大顺军从黄河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对抗大顺军的明朝官兵只有孙传庭军、洪承畴军和卢象升军等几支，在这几支明军尚未布防的郡县，知府县令们只能自求多福。当时许多知县就因为不肯降敌，所以被李自成杀害。根据《明史》记载，崇祯时期的慈谿知县刘振之，就曾经因为刚正不屈而亡于敌军之手：''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刘振之）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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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军想要招降刘振之，故向他索取知县的官印，刘振之不给，于是大顺军就把他帮起来，晾在雪地里三天三夜，坚毅不屈的刘振之一直骂骂咧咧，怒气不打一处来的农民军遂将其乱刀处死。像刘振之这种因农民起义而遇害的知县，在《明史》中不下五十个。明末时期的知县许多都是书生，他们天天钻研理学心学，并不晓得带兵打仗，而明末农民起义军不同于土匪，他们有组织有战术，所以知县们和农民军作战往往一碰就败，以至于明末的知县群体里出现了''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尴尬现象。除了赈灾和御敌，征税也是知县工作的重要指标。崇祯年间知县要负责征收地方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它们主要用于充当明军军费。征收三饷对知县来说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征饷力度过重，超过老百姓的接受范围，老百姓们很容易会倒戈向李自成军，毕竟''闯王来了不纳粮。''除了这三项工作之外，知县还要负责审理县里的疑难杂案，负责指导农业生产，甚至负责安排三月三和五月五的妇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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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经难念，全因弊病深从秦到清知县的工作一朝比一朝难做，知县们一代比一代疲惫。究其原因，还得归咎于封建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例如中国人与外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商业和农业劳动力分配的矛盾，外国商品涌入与本国商品销售的矛盾。由于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僵化，无法另设机构处理这些矛盾，导致它们一直囤积在民间，所以知县的工作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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