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条件或语境一旦变了，“兄终弟及”的优点就失去，弊端就会显露。最大问题就是，兄终弟及就一定令最高统治者更替更为频繁，因为有一切理由相信，兄弟间的年龄差别会小于父亲/嫡长子之间的年龄差别。而政治领导人频繁更替对于任何政权都不是好事，不利于社会政治预期的稳定，政策摇摆或缺乏长期的政策规划，甚至导致政权的崩溃；外部侵略者也可能会趁虚而入。
更大的问题是“兄终弟及”容易引发围绕权力转移的内斗，尤其当王位不再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责任，而是因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或是伴随了各种重大收益之际。在位者可能会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最高权力，不愿意、会阻碍甚至会拒绝由弟弟，或——当自己在兄弟之间排行最小时——由自己长兄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目前占据的王位。内斗是必然的。
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很多。而且，即便从逻辑上推演，兄终弟及怎么样也很难持续三代。一个简单演算就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的内乱。假定在位国王包括他本人有兄弟三人，各自有三个儿子，都信守“兄终弟及”。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会出麻烦。如果第一代最后继位的小弟死后将王位传给长兄的儿子，那么他自己的儿子，特别是幼子，就几乎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其长子必须等待6位，其幼子则需等待8位王位继承人一一过世后，才有可能继承王位。假定每位继承人平均在位5年，第一代最后在位的小弟去世30年和40年后，其长子和幼子才有可能即位。这只是理论概率，在一个人的预期寿命很低的年代里，30年和40年就是永恒。对王位的渴望会驱使某些人铤而走险，“子弑父”和“少凌长”不可避免。
据《史记》，到商代中期，中丁以后，王位纠纷就时常发生，“兄终弟及”已被破坏，殷商由此衰落。武丁继位后，以上天托梦为名，从奴隶中找到了杰出的政治家傅説，任命其为相国，才复兴了殷商。这其实是一次重大的宪制变革，因为傅说与天子武丁没有血缘关系，而是一位异姓政治精英。这可以说开了精英政治之先河，但也开始改变原先以家族或部落对其他部落的征服为基础的国家宪制，使国家开始转型成为天下之公器。
之后，商纣王帝辛继续了这一宪制变革的趋势。一方面，他拒绝任命自己的弟弟担任要职，另一方面，他信任、使用和尊重一些逃亡的罪人，任命他们担任了卿士大夫，例如并无显赫家世和身份但有才能的蜚廉、恶来等。尽管这一变革，给周武王起兵革命留下了太好的借口，也成功鼓动了商朝贵族的反叛。
尽管如此，上述商代高层政治的种种人事变动已经表明，首先，有关权力转移的根本问题已经改变，从同代间的权力转移变成了权力的世代继承；其次，灵活混用兄终弟及制和父子继承制更容易令人质疑权力继承人的政治合法性，为各种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并引发乱政。西周必须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予以有效的制度变革。
西周统治的疆域更广，要求更为稳定的政治，周也比商更为安定富裕，统治者的预期寿命和在位时间也有望提高，在这些以及其他众多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权衡利弊，嫡长继承制就成了更优的制度选项。其优点在于：第一，父子的年龄差别15-20年或更久顺应了世代交替，因此大大降低了最高层政治权力的转移频率，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有利于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经验积累和政治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第二，嫡长继承制的刚性全面增强了继承人无可替代的合法性，众所周知，令所有相关人的预期稳定，这就会大大震慑，并因此最大限度减少潜在的最高权力觊觎者和阴谋家，无论是原先有望继承的兄弟，还是当今国王的其他儿子——即便他才华横溢；第三，这还剥夺了——而不是限制了——国王在国家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任何决定权和裁量权——而这是法治，这不但解脱了在位国王，也可以有效消除他人的某些可能的误解。
而这些优点，加之在夏商时期与兄终弟及一直混杂并存的“传子”实践，就令嫡长继承制了充分且足够的理由并且比较自然地彻底取代兄终弟及，作为唯一的和刚性的权力转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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