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为什么,西周出尔反尔,又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并且在最高权力的转移问题上,为什么会从“贤贤”的禅让开始,一再倒退,最后走向刚性的只讲“亲亲”的制度?这也太令人失望了,太与所谓的人类历史潮流相悖了吧了!
对此可以有两种基本的解释。一是,目的论的或本质主义的解释,即宗法继承制度自身不断“完善”和“进化”,坚定不移地在现实中逐步展开自己,进入高级形式,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目的论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听起来很荒谬,但所有的人类历史潮流论都是目的论的翻版,没法验证,但也没法否证,因此就一信仰。
另一种解释是本文主张的制度谱系学的。从上述制度变化中首先可以看到,宗法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必然的或本质要求的权力转移形式;无论兄终弟及还是嫡长继承,甚至禅让制,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挤压出来,是相对于其时空条件最可能且最佳的制度;而推动制度变化的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以及对制度的利弊权衡。
传说中的禅让制是在夏之前,那时的政治领袖成天累死累活的,除了社会地位外,没什么好处,普通人没什么剩余劳动产品来养活国王,支持以国王为代表的政治治理。在这样的世道,后人质疑的“禅让制”就很可能真的出现过,只不过用“天下为公”的伦理话语来解说这种实践是错误的,因为是没人争取担任君主,这份责任太重,太累。禅让制的核心,说穿了,就是在一个血缘群体中,一大家子人,有些活再苦再累也得有人干,好歹都得分担一点。这和雅典公民通过抓阄参与城邦政治,即民主制,就发生学上看,原理是相通的,尽管在中国出现的是政治分类上的君主制,是精英政治。
也因此,有理由推断“兄终弟及”最早也许只是禅让制的一种形式。可以是亲兄弟,但也许不是亲兄弟,接任者不过是部落中或部落联盟中同宗同辈的某年轻男子,是广义的兄弟。并因此,可以看出,用今天的“家”的标准衡量,兄终弟及就是早期的“家天下”,是从完全的禅让制向“传子不传贤”的一种过渡
这是推理,但是有根据并可能成立的推理。传说中禅让帝位的尧舜都活了很长,但在人类早期极端艰难的生存条件下,谈不上什么卫生医疗条件,加之频繁的征战,政治领袖身先士卒,虽无可靠数据,但可以设想,夏商时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一定很低。嫡长继承因此就不大适应社会的需求。
首先,出于私心,在位国王未必希望自己年幼的孩子早早承担沉重的政治重任;但他也会有政治责任的考量:儿子的年龄太小,不足以,也不适合继承王位,因为一个决策错误就有可能令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万劫不复。政治需要人生阅历;有数学神童,却无政治和法律实践的神童。这是在位者的公心,但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私心——毕竟部落里也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能不慎重吗?
因此,禅让和夏商的“兄终弟及”完全可能就是当时的政治常规,禅让也许就是将权力转移给某个“弟弟”。他通常比国王的儿子更年长,更有社会经验,可能已较长期伴随国王征战,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国王的各种政治决策,熟悉和了解政治,同相关政治实力人物有稳定的人脉,这一切就令他比国王的儿子更有智慧、魅力和能力来保持政治治理的连续性,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更稳定的政治预期,并容易获得追随者的支持。
此外,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的普遍特点之一是,政治治理得更多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智慧和魅力;因为由于缺乏物质资源和其他必备条件,不可能有专业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因此没有机构的制度权威。夏商就处在这一时期。一旦国王缺位,政治治理要求的是一个能马上顶上来并能顶得住的政治领袖。
因此,早期国家的政治权力转移问题主要是在同辈间的转移,而不是领导人的世代更替和权力继承问题。通俗说法,是“备用胎”而不是“接班人”问题。两者看着相似,有时也可能一致,但其实很不相同。试图应对的政治问题不同,对继任者的素质要求也不同。兄终弟及比子承父业更可能有效满足上述政治权力转移制度的功能需求;并且,同辈间多次性权力转移也可以消除权力世代继承这个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兄终弟及制就成了更优的制度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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