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面世的出土文献中，逐年整理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 清华简 ”）一般被视为战国中晚期文献，其方方面面的学术价值已不待申言。我们最关注的是清华简的政论治道，或所谓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的篇章义理。这其实也是清华简相较其他新出文献的一大特色。2018年面世的清华简（捌）与2019年面世的清华简（玖）所见诸篇对治道皆有详论，殊为可宝。尤其《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三篇，其体量可观、文辞畅达、逻辑严谨、意旨高远，可供学者细绎之理着实宏富，谨从中所见先秦贤能制度理念略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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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捌）《邦家处位》篇着重论述治国用人之道，阐明贤能及其制度化理念的重要性。该篇开宗明义曰：“抑君臣必果以度。”所谓“度”，即君主考察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法度。《邦家处位》刻画君主个人智识不足之态，及其导致臣下不得善用、罔顾公利之果，曰：“君唯聋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宠福逆恶”。从而，论者主张应当诉诸外乎君臣双方而相对客观理性的力量，建构一种择人、任人制度以约束君臣。当时并非未能选任贤人，惜乎状况不佳，该篇分析选官之弊有损邦国，故强调应以国家公利为本，拔举“良人”。那么，何为有利政事之“良人”？简文主要从反面否定几类人员。一为凭恃“子立代父”之官，阿党比周、权势煊赫、架空君主、危害政事；二是语词华美，实则作恶多端、投机取巧、无益于政；三是君主征召不从之人。
此外，《邦家处位》所述“党贡”颇值关注，其言“贡乃固为美，以探良人”。传世文献中，《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均载，管仲治齐曾实行一套详备的人才选拔制度，谓之“三选”。可见，该篇“以度”理念依托于“党贡”之实践，或许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相较出身、言辞等标准，官员能力及实举更能客观反映官员之“实”，具有可量化、可验证的特征，从而易于融为法律标准而趋制度化。
“以度”的深层意义是确立君臣分工以维系君权，所谓“夫不度政者，抑历无訿，主任百役，乃弊于亡”。究其意，不以法度施行政事、事必躬亲，将会导致恶臣架空君主，“埶僭列而旁受大政”；良臣埋没不彰，效力无门，“民用率欲逃”，寻求善政。君主既不能驭臣，又失民心，自然失势。这是《邦家处位》对君臣如何分工、君王何以自处的关键表述。概言之，《邦家处位》强调“以度”，颇具“法治”色彩，亦合于战国维系君王集权的传世学说，大抵流露出法家法术势之理论意旨。其法度与人事管理之行政技术融合无间，恰是法术结合之策，不难窥见后世职官制度与选拔考绩技术之端倪。
清华简（捌）还有一篇名为《治邦之道》，《清华简》（玖）则有《治政之道》篇，整理者已澄明，二者实为首尾完整的一篇。率先公布的《治邦之道》富有平民参政意旨，提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之论，隔年面世的《治政之道》亦立足于“兴人是慎”之说。二篇合而展现出一套平民参政体制，表达以社会分工为背景、以君权秩序为基础的广泛选贤理念，反映了周秦之际公卿贵族没落、士人官僚崛起的显著态势。
观此治邦治政之雄文，始终对古来世卿世禄深加诘问，曰：“彼善与不善，岂有恒种哉？”“夫岂令色、富贵乃必或圣乎？”论者力倡以平民百姓构筑选贤体制的基础，主张贤能的选举范围不应拘于世家、蔽于颜貌，而应广泛选拔有才能者，充分予以地位和权力，“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此外，该篇还明确设计一套任职考核制度：“既闻其辞，焉少小榖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这就要求一般先任命仕者担任较低职官，安排较小政务，上位者遵照实际事功，考核、积累官员处理政事的基本能力，合格才可委以重任。这是中国文献早见的官员任职试用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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