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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五年夏季出现旱灾，尚书左仆射赵鼎、参知政事沈与求因此递交辞呈。宰臣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以匡扶政事却身居高位，以致阴阳失调引发旱灾，因此主动请求皇帝罢免责罚自己。宋高宗认为旱灾是由自身道德品性阙失导致，并不是宰臣的过错，进而要求各位大臣“各安厥位，无得再请”。但二日后，赵鼎等宰辅再次引咎辞职，宋高宗依然不为所动，再次拒绝了宰臣的辞职申请，同时鼓励他们检查政务阙失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切实行动理智地应对自然灾害。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待宰辅主动辞职的态度和回复是清醒、理智的。首先，拒绝宰臣替自己承担罪过的请求，没有因为出现灾祸把责任转嫁给他人，面临棘手的行政现状依然坚持罪己悔过；其次，反对虚礼，重视实效。灾祸发生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鼓励辅臣们把工作重心放在救灾救荒上，要求他们检查行政阙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助于灾后救助及重建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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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食作为古代中国重大的天象异常，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嘉祐四年正月初一日食，宋仁宗发出：“肤烛理不明，乃正月元吉，太阳亏光”的感叹，因而“惕然宵旰，深自责咎”。正月初一是一年伊始，因此日食在正月朔自古尤为人君所忌。皇帝因日食的出现罪己悔过之时，天文官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对正旦日食的特殊办法。据《旧唐书》记载：“其正月朔，若有交加时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可见唐代就存在借助闰月调整时间，使日食不至于出现在正旦的办法。宋代天文官继承了前人通过移闰变更日食时间的方法：“旧说，正月朔有交，必须消息前后一两月，移食在晦、二之日”。希望在皇帝的允许下，调整闰月时间使日食不在正月初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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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四年冬，宋廷围绕是否通过移闰避开正旦口食展开讨论。虽然发生于正旦的日食可以通过调整闰月人为地改变时间，但这一做法有规避天变、掩耳盗铃之嫌，并不受推崇，未被宋仁宗采纳。宝元元年六月，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上奏：“来岁己卯闰十二月，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宋仁宗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闰月的变更会影响一年四季的农事安排，对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不可轻易变更。嘉祐二年四月，司天监据崇天历上报：“己亥年日当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为闰以避之。”宋仁宗同样否决了这个提议。历法是国家政权合法化的象征，改动程序繁琐严密，宋代统治者反对更改历法以回避天变。宋仁宗屡次拒绝天文官移闰的提议，凸显出面对灾异的理智、冷静，也彰显了其敢于直面天谴、勇于自我责罚的魄力，是宋代统治者罪己责躬的理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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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代时期，太史推测乾化元年正月初一将出现日食，梁太祖因此“素服，避正殿，命百官各守本司，降救赦有罪，以答天谴”，希望通过罪己悔过感化上天。“是日，有司奏云初阴晦，事同不食”，因为当日恰巧有阴云的遮蔽，被视同为没有发生日食。百官由此“奉表称贺”，因没有出现天谴恭贺梁太祖。宋朝初期，统治集团沿袭了前代群臣恭贺日食不见的做法。淳化五年十二月初一，“司天言日当食，至是阴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阴霆的雪天使预测中的日食没有显现，群臣因此向宋太宗表示庆贺，宋代史学家李熹认为“贺日不食盖始此”。若预测的日食发生在雨雪天气，便会出现“当食不食”或“日不见食”等现象，表示上天被皇帝的德行感动，因而不再通过天变传达做戒和不满。文武百官的常规做法是抓住时机向皇帝道贺：“近世以来，每有日食之变，历官皆先奏月日时刻及所食之分数，至或为阴云所蔽，或食不满分，公卿百官奉表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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