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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五年夏季出现旱灾,尚书左仆射赵鼎、参知政事沈与求因此递交辞呈。宰臣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以匡扶政事却身居高位,以致阴阳失调引发旱灾,因此主动请求皇帝罢免责罚自己。宋高宗认为旱灾是由自身道德品性阙失导致,并不是宰臣的过错,进而要求各位大臣“各安厥位,无得再请”。但二日后,赵鼎等宰辅再次引咎辞职,宋高宗依然不为所动,再次拒绝了宰臣的辞职申请,同时鼓励他们检查政务阙失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切实行动理智地应对自然灾害。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待宰辅主动辞职的态度和回复是清醒、理智的。首先,拒绝宰臣替自己承担罪过的请求,没有因为出现灾祸把责任转嫁给他人,面临棘手的行政现状依然坚持罪己悔过;其次,反对虚礼,重视实效。灾祸发生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鼓励辅臣们把工作重心放在救灾救荒上,要求他们检查行政阙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助于灾后救助及重建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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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食作为古代中国重大的天象异常,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嘉祐四年正月初一日食,宋仁宗发出:“肤烛理不明,乃正月元吉,太阳亏光”的感叹,因而“惕然宵旰,深自责咎”。正月初一是一年伊始,因此日食在正月朔自古尤为人君所忌。皇帝因日食的出现罪己悔过之时,天文官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对正旦日食的特殊办法。据《旧唐书》记载:“其正月朔,若有交加时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可见唐代就存在借助闰月调整时间,使日食不至于出现在正旦的办法。宋代天文官继承了前人通过移闰变更日食时间的方法:“旧说,正月朔有交,必须消息前后一两月,移食在晦、二之日”。希望在皇帝的允许下,调整闰月时间使日食不在正月初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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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四年冬,宋廷围绕是否通过移闰避开正旦口食展开讨论。虽然发生于正旦的日食可以通过调整闰月人为地改变时间,但这一做法有规避天变、掩耳盗铃之嫌,并不受推崇,未被宋仁宗采纳。宝元元年六月,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上奏:“来岁己卯闰十二月,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宋仁宗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闰月的变更会影响一年四季的农事安排,对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不可轻易变更。嘉祐二年四月,司天监据崇天历上报:“己亥年日当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为闰以避之。”宋仁宗同样否决了这个提议。历法是国家政权合法化的象征,改动程序繁琐严密,宋代统治者反对更改历法以回避天变。宋仁宗屡次拒绝天文官移闰的提议,凸显出面对灾异的理智、冷静,也彰显了其敢于直面天谴、勇于自我责罚的魄力,是宋代统治者罪己责躬的理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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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代时期,太史推测乾化元年正月初一将出现日食,梁太祖因此“素服,避正殿,命百官各守本司,降救赦有罪,以答天谴”,希望通过罪己悔过感化上天。“是日,有司奏云初阴晦,事同不食”,因为当日恰巧有阴云的遮蔽,被视同为没有发生日食。百官由此“奉表称贺”,因没有出现天谴恭贺梁太祖。宋朝初期,统治集团沿袭了前代群臣恭贺日食不见的做法。淳化五年十二月初一,“司天言日当食,至是阴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阴霆的雪天使预测中的日食没有显现,群臣因此向宋太宗表示庆贺,宋代史学家李熹认为“贺日不食盖始此”。若预测的日食发生在雨雪天气,便会出现“当食不食”或“日不见食”等现象,表示上天被皇帝的德行感动,因而不再通过天变传达做戒和不满。文武百官的常规做法是抓住时机向皇帝道贺:“近世以来,每有日食之变,历官皆先奏月日时刻及所食之分数,至或为阴云所蔽,或食不满分,公卿百官奉表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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