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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如果苏轼真有发挥的空间，是否能在政坛上大放异彩。而要在政坛大放异彩，除了协调关系之外，最关键之处当在用人。看苏轼言行还有不屑于党争的孤傲做派，让他协调关系貌似勉为其难，可要论看人眼光，苏轼其实高出师兄王安石不少。就在新党主持改革，势力正盛，王安石最威风的时候，苏轼就毫不避讳的指出，王安石用人有问题。在他身边，出现了无数趋炎附势的小人，这群依附于他，进而获取仕途之路的人，少有真心变法，多有认准新贵借力上位之徒。其中翘楚，非吕惠卿莫属。这吕惠卿原本一籍籍无名之小县令，因为善于经营，成了王安石的弟子和亲密战友。就此被王安石一路提拔，从小小县令直入宰辅高位，变法最高潮时刻，号称“护法善神”。这评价不可谓不高，可小人嘴脸趋炎附势之相，却在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之后原形毕露。王安石从宰相高位跌落之后，最刺耳，最下做的攻击就出自吕惠卿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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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得志猖狂，一力排除异己，只要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无论旧党元老还是曾经的新党同僚，都公然打击，随后又用人唯亲，重用胞弟，借施新法之名行搜刮聚敛之事。王安石复起之后，他唯恐王安石争权柄，用出最下做的打小报告手法，让王安石二次被罢相。当他悠然对皇帝说：王安石当年写给自己信中，有“勿使上知”字样时，王安石的仕途就被注定了。一个不知真实与否的小报告，如同在帝王心中埋下一根针，有了这根针，王安石还会好吗？不知王安石在被最亲密战友背叛时，是否想起师弟苏东坡的忠告：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言犹在耳，行历在目！这即是小人和君子之别，也是用人之别。王安石骨子里还是喜欢听话的人，无主见听命的人，而苏东坡，却深知盲从的人，都有小心思，也许这就是奴才和人才的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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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于盲从，不屑于听命，坚持己见的苏轼，面对近在眼前的仕途契机，选择了放弃，却让无数小人登堂入室，成了宰辅。按理说，如果在哪个时刻，他做了不同选择，如何会有仕途的不顺？当时无数人都言语，苏轼应该是天然的新党成员，就连王安石也如此认为，可苏轼偏偏做出了不同选择。这不同选择，根源就在激进和保守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政见不同。在苏轼看来，师兄王安石的变法，出发点虽好，却多有不妥之处，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连用人方面也成问题，会进一步加剧本就紧张的朝堂氛围，两个亲密无间的是兄弟，即便私人关系依旧，可政治关系却已然破裂。由此，才有了王安石的判断：苏东坡不是我的人这判断就注定了苏轼，在王安石主政时候的出局结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另一条道，苏轼想过吗？既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是否和司马光政见相似？于是，司马光也来拉拢苏轼了，他们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苏轼能成为旧党成员，可是他们也失望了。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即便政治立场鲜明，却不屑于结党的人物，他是保守派为真，但却不愿加入党争的漩涡中去。宁愿不偏不倚，也不愿左右争锋，最后结局必定不能独善其身。果不其然，个性和孤傲成了苏轼仕途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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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即不属新党，又不属旧党，却闻名天下的大才子，无疑是党争的阻碍，也成了双方的眼中钉。于是一场不谋而合的政治构陷出现了。公元1079年，新党中的一些人开始对着苏轼的诗词大做文章，随后策动御史台弹劾，一群人鼓噪后，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牢狱之灾，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在新党成员别有用心的曲解之下，苏轼的无数诗词都成了攻击朝政，攻击新法，甚至讽刺圣上的言语。苏轼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苏轼诗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们说这是讽刺皇帝不知用人，攻击陛下。由此可见，这文字狱不仅盛行于大清，早在大宋就有了点影。捕风捉影不过如此，唯一可惜的是，主政的宋神宗并不糊涂，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可一巴掌打空的新党小人如何会善罢甘休？为了让这个眼中钉滚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弹劾，宋神宗也只能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开了口子当然要落井下石，苏轼就此从湖州太守任上银铛入狱，进而被关押审问了一百多天。最后还是王安石于心不忍说了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话保住了苏轼的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就此远离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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