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有积贮金银的制度和事实，从中也能窥探张献忠的财富之巨。嘉庆五年，《锦里新编》提及：“彭山县江口，明季参将杨展破献贼处，居民时于江底采获金银，多镌有各州县名号。乾隆五十九年冬，渔民获鞘一具报县。转禀制军孙相国辅山，饬令派官往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然江水深广，用夫淘取，费亦不赀，寻报罢。”所谓的鞘，是刳木使空，内贮银宝的木筒，银锭以50两为一锭计算，每鞘能装银2000两，这是张献忠积贮金银、搜罗民财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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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四大养子之一刘文秀临终前，曾向南明永历帝上书称：“（文秀）病革，上遗表曰：臣精兵三万人，在黎、雅、建、越之间，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在孙可望居住的昆明王府台基下，曾挖出窗银29万两，重500两的金犁1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张献忠财富不仅数量庞大，还显示出金银分布土域之广。
翻阅史籍对“江口沉银”的记载，同样可以一睹张献忠的巨额金银。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和明将杨展在川南遭遇。“献忠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军。”可见，张献忠不但对财富的转移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还可以体会到他携带的金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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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养军 用途多样
除了积蓄之外，张献忠的财富另有用处。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督治昌镇侍郎范景文上疏称：“今沿边新兵月食一两五，多者两两。”而明末各路起义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士兵待遇等方面，和明军不相上下，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明军。由此判断，张献忠积累巨额财富，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军饷，以此保证军队正常运作。
另外，张献忠曾对孙可望、艾能奇坦言：“皇帝极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今老子金银甚多，想来做皇帝不如做绒货客人快活。……我等心腹数十人，搬驮金银绒货，前往南京做绒货客人，享受富贵，图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张献忠说这番话的动机值得商榷，也表明了他有弃军从商的打算。张献忠手中的金银正是从事“绒货”的原始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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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曾经流传着一句寻银诀：“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能使得破，买到成都府。”“江口沉银”的出现，有关张献忠宝藏的传说也尘埃落定，弥补了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社会研究的空白。张献忠聚敛的财富，只是当时社会动荡的缩影，折射出当今和平发展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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