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幼仪收到一封来自前夫徐志摩的信，徐志摩在信中写道：“你们那一小家虽是新组织，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无可说的，我也闷得慌，破客栈里困守着，还有什么生活可言？这封信中的内容与以前徐志摩那挖苦、讽刺、刻薄的形象完全不同，竟然有一丝丝醋意，而此时距离她与徐志摩离婚已经过去了四年，而且恰好是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后的两个月。这封突如其来的信，将张幼仪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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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张幼仪是包办婚姻，在这场婚姻中徐志摩尽显渣男本色，所有同张幼仪讲的话都如同浸过毒药一般，极尽挖哭讽刺。徐志摩是接受达西方教育的浪漫诗人，“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徐志摩的诗句总有一种隽永、雁过不留痕的轻逸。但是诗品非人品，才华和人品往往不能一概而论，徐志摩对其原配妻子张幼仪的所作所为说他薄情寡义是一点都不为过。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张幼仪的照片时，嘴角一抽，缓缓吐出几个字“乡下土包子”。在徐志摩的眼中，他理想的妻子应该是林徽因那样的，有气质、懂文学、知艺术，在各方面都有研究和成就的现代派女子，而绝不是张幼仪这样封建教育下长大的小脚女人。徐志摩与张幼仪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对于两个家庭来讲，他们是政商联姻珠联璧合，张幼仪喜欢徐志摩的浪漫，而徐志摩厌恶张幼仪的土气。一个想嫁，一个不想娶，一个骨子里追求罗曼蒂克和自由，另一个只想安稳平静、贤良淑德、本本分分做一个好妻子，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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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不反抗，让徐志摩对张幼仪的厌恶之情日渐加剧，其实张幼仪并非真的就是“封建土包子”，她的祖上是清朝官宦之家，父亲是医生，张家几个儿子个个都是民国时期的顶尖人物，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哥张嘉森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四哥张嘉璈是一位活跃于金融界的银行家。而张幼仪本人也是受过先进教育知识分子。无论从张幼仪自身的教育经历和家庭背景来说，和乡下土包子这个的形象都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况且徐志摩好歹也是个文化人，稍微有点涵养的男性都不会把“土包子”这样的词汇用到一个女性身上，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张幼仪不是徐志摩的理想妻子罢了。他眼中的张幼仪不擅长打扮，穿着传统，没有气质，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三从四德的乡野女子。这样的女人怎么能是新月派浪漫诗人徐志摩的妻子呢？在巴黎，徐志摩指着幼仪身上精心准备的衣服：“瞧你这寒碜样，和你走在一起真让人丢脸。”说完这话，徐志摩直接拉着她到百货公司，换掉了全身的行头，这样买单行为中没有一丝霸道总裁式的浪漫，全是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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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晕机呕吐不已，他竟撇过头掩着鼻，嗤道：“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在生活中徐志摩处处刻薄，当他遇到林徽因时，他觉得自已找到了真爱，他不顾一切地要和怀孕中的张幼仪离婚，为了离婚他甚至要求张幼仪打掉腹中的胎儿。张幼仪捂了捂肚子小声道：“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却冰冷淡漠地反问她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的呢，难道人家都不坐火车了吗？”此时的徐志摩，眼里、脑里、心里全是林徽因，哪管什么人命关天，更不管结发妻子有多可怜，张幼仪面对徐志摩的冷漠与无情彻底寒心，之前残存的希望在这一瞬间皆化为泡沫。但是她还是选择生下孩子，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尽管他们的婚姻不幸福。正如一代孤傲的才女张爱玲在遇到爱情时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然而张幼仪却被炽热的爱恋蒙蔽了双眼，她忘了，尘埃里开出的花是灰色的，灰暗至极，没有生机，是绝望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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