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没有股份，后来还是友人凑了5000块钱，替他入股，才成为小小的股东，占股0.05%。住房是借的银行宿舍，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于在自杀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介绍而在公司安排进人员，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什么人物，他都一律写上“苦无机会”加以拒绝。他的妻子到重庆市区去卖针线活儿，补贴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轮和乘马车过去。
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长江下游的工厂、高校、研究机构必须内迁。卢作孚临危受命，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加入抢运。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中，参加抢运的船只共24艘，民生公司占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个40天内完成抢运任务的计划，使得运输工作有序地进行。后来，晏阳初称这次大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保住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基础。
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117人牺牲，76人伤残。
卢作孚和范旭东，是民国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创办企业，以国家利益为上，不为个人谋取功名利禄，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产业帝国。两人因为共同的追求，而惺惺相惜。
卢作孚常对人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1937年8月，卢作孚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没住宾馆，而是住在范旭东家。当时人在天津的范旭东，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借给了卢作孚。
抗战后期，这两个实业巨子，不约而同在考虑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范旭东提出战后建设中国十大化工企业，蒋介石批示“原则可行”。卢作孚撰写《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指出经济要现代化、工业化，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思路。蒋介石与卢作孚面谈后，称他的经贸建议“颇有可采之处”。
然而，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不久，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终年62岁。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返回北京。一年多后，在“三反”的狂潮中，他不堪莫须有的指摘，服药自杀，终年59岁。
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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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
4
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有几种类型，但最典型的，不过以上所述的三类：
第一类，以盛宣怀为代表，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他所创办的企业，无论何种形式，都属于官办企业。他的身份，官大于商。在他的衡量中，手中的实业，更多是其实现官场升迁的工具。他的个人资本，主要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必须肯定，如果没有盛宣怀一代的工业化开拓工作，就没有后来那些走得更远的实业家出现。
第二类，以“南张北周”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通常被称作“绅商型实业家”。他们与盛宣怀一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盛宣怀一生主要在追求当官，办企业仅是当官的阶梯；而“南张北周”的实业理想更纯粹，个人资产和盈利，也能投入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中。
当然，他们有更远大的社会抱负——改造国家，让名下的企业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功败垂成。
第三类，以范旭东、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型实业家。根据傅国涌《大商人》一书的描述，这类实业家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
而他们的时代悲剧，是在企业的辉煌期，遭遇了战争与国难。他们为国家打赢漫长的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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