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两人出身截然不同。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而周学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学熙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涉足实业，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他后来投入袁世凯幕下，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父与袁世凯关系很好。
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把周学熙调到天津，督办直隶银元局。周学熙带领团队日夜加班加点，只用了70天就让造币厂开工生产，稳定了庚子事变后纷乱的金融局势。袁世凯大为赞赏，称他为“当代奇才”，从此一切工业建设都委托给他办理。
周学熙由此成为袁世凯经济事业的操盘手，如同当年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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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
周学熙应时而动，创办了周氏资本集团的龙头企业——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以此为起点，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相继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重工业、轻纺工业、民用企事业及金融银行业等20余个门类的企业集团。
1912年后，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期间，他提出“振兴实业”计划，着手保护工商产业，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这个计划能够实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
可惜，因为政局突变，他的“振兴实业”计划未能实行。
形势比人强，这是他第二次强烈感受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国联军侵华后，英国人趁机攫取了开平煤矿的产权，周学熙十分愤慨，发誓要将之收回。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实施了“以滦制开”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再开办一个规模大10倍的滦州煤矿，想通过价格战拖垮开平，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开平与滦州，两座煤矿的缠斗，是清末轰动中外的一个“商战”案例。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已意识到国家间的经济战争关乎国之存亡，但真刀真枪与洋商正面刚，并且不落下风的，周学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誉为“商战先锋”。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将开平煤矿交还中方，而周学熙把“赎款”从270万英镑砍到178万英镑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局势逆转。滦州煤矿的股东害怕股权被革命夺走，竟然反过来由英商做主，将滦州煤矿并入开平煤矿，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
周学熙功亏一篑，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战失败的结局。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他坚决地推辞了。
国不强，商不立。这是开滦商战的惨痛教训。终其一生，周学熙未能实现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
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从英商手中收归国有，周学熙却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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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煤矿
3
1883年，当盛宣怀在中国实业界叱咤风云的时候，在湖南长沙，一个名叫范旭东的男娃才来到人间。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顺便把弟弟带过去留学。
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范旭东随即回国，立志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
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中国在轻重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处于学习、追赶和填补空白的阶段。大到一艘轮船，小到一根火柴，从无到有，都希望生产出“民族工业替代品”，与洋货相抗衡。每当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呼声就特别强烈，这成为那几代实业家的压力与机遇。
范旭东构建中国的化学工业体系，是从一个生产精盐的公司做起的。1914年，他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很快就研制成功，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在此之前，中国许多地方产盐，氯化钠含量连50%都达不到，被西方人讥笑为“食土”。精盐市场则被外商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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