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8日，民国规模最大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1920年代，“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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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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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
于是，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
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但实际上，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晚清有一批实干家，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务、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
1870年，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他不是纨绔子弟，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
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两人紧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他先后兴办、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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