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不同于西欧早期的资本家，他们创办企业不单纯是由于利益的刺激，其中有些人甚至主要不是由于利益的刺激，而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中国初期民族近代工业的兴办，从动机到集资、兴建、经营，都有明显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单纯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
这一点，恰是这些企业家最终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任何时代都不缺成功的企业家，但以救国为目标、不曾在国家困难时撤资跑路的企业家，才真正值得致敬。
资本可以没有国籍，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在这个维度上观照，盛宣怀与范旭东、卢作孚之间，精神的价值，高下立判。
不同于以往对民国经济凋敝的认识，根据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吴承明的估算，1913—1920年间，中国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高达11.9%；1920—1936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维持在9.37%的高位，同期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也高达10.64%。
这是什么概念？横向对比一下：
美国在1912一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一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
英国在1921一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一1873年间增长率为3.3%；
德国工业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1921一1929年，年均增长率为7.1%。
可见，民国工业增长速度，不输于西方国家最好的工业发展时代。
假设再给当时的中国，20—30年的和平稳定发展时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工业代差应该可以填平。但历史的残酷，如同今日的现实，当世界陷入经济大衰退的背景里，国家之间只能在存量的世界中争夺优势地位，边缘者最早会成为被狩猎的对象。
二战的爆发，从根本上看，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恶果。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可以充当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上升为全球新霸主。而身陷危机无法自拔的德、意、日等国，则走上了战争掠夺的道路。中国不幸沦为战争裹挟的对象，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因此被打断。
如今复盘历史，当然备感惋惜，但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强者为王，你得自己去反抗，没有人会让着你。
从战争的结果看，中国的企业家是争气的。从盛宣怀的避战互保，到范旭东、卢作孚的毁家纾难，企业家培养出强烈的国家主义认同感，仅用了三四十年时间。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任何时代，一群成功企业家的志向，就可以决定这个时代的高度。
而我始终相信：实业救国，永不过时！
参考文献：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龚会莲：《变迁中的民国工业史（1912—1936）》，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
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周学熙：《周学熙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
刘重来：《卢作孚与范旭东何以成为患难之交》，《红岩春秋》，2015年第1期
方书生：《近代中国工业体系的萌芽与演化》，《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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