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在字面上就是指《左传》开篇出现的第一个国君——鲁隐公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遐想不已的尊号。《隐》这一小说，用的是古今两个故事并行的写法。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鲁隐公来找一个驯鹤人探问神的消息。驯鹤人送他鹤，说鹤是他驯养的野鹤，隐公问：“它们只是路过，你就引来驯化，变成礼物，有些无情啊”。驯鹤人则说他“只是借用而已。”
这对话同样可以读出多种意涵。一方面，先民对于动物的态度，是可以兼崇拜、饲养和杀戮于一体的，因为崇拜的极致往往在于杀掉并吃掉它，从而让自己和它一体——这和西方酒神一类传说及其繁衍成的崇拜仪式都有着密切的对应。而另一方面，驯鹤人的“借用”一说也表示了一种敬虔自然之心，在他看来，自然永远高于人类，鹤和其他鸟类即便不是皈依自然的必要的交通工具，至少也能用它们来度化他人，让他们早早醒悟到这一点。
除了鹤，书中最常见的另一种动物就是龟了。龟与占卜直接相关。说起来，占卜之术在春秋还很发达，到战国就告衰落，秦汉以后则几乎沦为非法的勾当，个中原因一是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使得中原人民稍许脱离了蒙昧，二是因为，正如书中所表现的，占卜的兴盛中透露出整个时代的衰败气息：夏姬的同母异父哥哥蛮死时，据说从他的床下爬出了许多沉睡多年的乌龟，就跟在那些把蛮的尸体运去焚化的人后边。
虽然是“传说”，但传说却能反映出传说这个传说以及耳闻这个传说的人有着怎样的思想世界。许多乌龟赴死，把自己变成一副副神秘的裂纹，一个个预兆……一个预兆和神秘符码丛生的社会是怎样的一副画风，实在不难想见。
主要是为人君者去寻求占卜，而占卜的结果无论怎样总会让他们犹疑不定，心事重重。类似物理学上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占卜行为是个悖论，因为人不能因为相信占卜准确而设法趋吉避凶，于是，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占卜者就成了判官一类的人物。当君王仍然衷心匍匐在超自然力的脚下的时候，他们尚能像依赖自然神祗，以及像奉祀神话或半神话的王朝建立以前的祖先人物（三皇五帝之类）那样来依赖占卜者的作用，但当文明持续发展，王权也在扩张，君王们就不愿意消极接受，而是想要控制那些过去处在超人力控制范围下的内容了。
在《新麦》一篇中，晋景公做了噩梦，次日就找来了巫师问卜。巫师用蓍草卜卦，得“剥之晋”，巫师惶恐地告之以实话：“请主公恕罪，您恐怕吃不到新麦了。”景公愠怒，让巫师退下。那之后，卜筮开始“生效”：他很快苍老了，“形容枯槁，像个睁着眼睛的死人，眼神茫然，像两个幽暗的空洞”。然而景公却让手下尽快从吴地运进一些新麦，当麦在入冬前运到时，景公召来了巫师，给他看新麦，让他吃下所有用麦做的炒面，最后将他腰斩。这段极精彩的故事，就是世俗君主克服传统的敬畏心，而向超自然力发动的一次征服——以君主的“惨胜”结束。
中原的先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起源”之人，更不知道后人会从怎样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处的时代。事实上，不管是在埃及、在地中海周边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或是印度，哪里的先民都会关切那个与他们的食物供给休戚相关的春夏秋冬，进而像怀特海所说的那样，一步步抽象出季节和日月年的概念，去体会“自然的周期”。他们不太容易去欣赏季节的美学意蕴，像是春日的明媚，秋季的零落之类。诗意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然而，我们这些站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来得太晚的人，在使用“春秋”一词时，还能否接触先民的体验，与那个“诗性智慧”相遇？
中国的神灵和人类之间向来缺少一清二楚的界线，所以，西方那种创造、赋形的隐喻，在我们的先民世界里并不存在。但这本小说却将这个隐喻混了进来，只是把创造行为模糊地解说为是“天地分解”所引起的——这也算是为“诗性智慧”扩了容。四季的轮转，草木的荣枯循环，是农业人民最直接的体验，而在《隐》中还有很多与此不同的景观叙述：“很多的山。它们看上去好像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正在生长中的，每座山都生出了另一座山，它们又是相连的，没有哪座山是孤立的，说到底它们是互相生育的，看上去是那么相似，可仔细观察又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也在相交中生出数不清的树木，而那些树木……形影不断地重叠着交错着……在山脚下不远处，是弯曲的河流，有很多条分叉，时分时合……”（《新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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