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春秋”时代的诗意与大义


 春秋|“春秋”时代的诗意与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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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东方 ic)
云也退/文
就像一道光。在小说集《隐》(赵松/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的浓雾中摸索了好几晚后,我终于像抓到一道光似的,找到了一个话头:中国古代的那段时期,何以冠名为“春秋”?我想,自春及秋,就表示从兴到衰,从繁荣到萧瑟。在《隐》之中,衰的表征是乱,政治乱,道德伦理乱,还有战乱。除了题为“乱”的一则故事外,书中的其他故事里,也常能见到人物抬头观看秋的迹象,口称:世道越来越乱了。而在我看来,“春秋”一语的朦胧味道,正是诗性智慧的表征,也证明了“夏”人并非一族,而在其内部就有各种氏族,各种宗族组织,各种认同。
春秋|“春秋”时代的诗意与大义】作家赵松,一方面有着“整旧如旧”的情怀,希望他的这些故事能保留《左传》等古籍原典传达的先民气质,另一方面又有心加入现代写作擅长表现的心理视角和感受力。就以先民的仪式来说,他对仪式中人的身体的刻画可谓一场冒险:仪式主要是身体的,身体则关连着感受;但人体动作又是最难形诸文字的。像这一段关于祭河神的,写来属实不易:“两个年轻船夫戴上鸟首面具,赤膊跳起了祭河神舞,他们动作异常缓慢,结束时,两个人相对跪下,默默对视良久,彼此相拥,然后又分开,同时伸出右手,把大拇指摁在对方的胸口,过了一会儿,再向后仰过身去,直到后脑勺贴在甲板上。”(《泛舟》)
这是“出神”,让人想起西方的萨满巫术,但与萨满不同,船夫似乎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狂喜而起舞。东方不欢迎个人的灵魂出窍,脱离肉体框架的束缚,因为它会冲击官方主导的与神灵沟通的礼仪性通道。中原人的“出神”,只能发生在祭自然山川的仪式之中,这种祭祀是为了公益,而非个体。
顺着这个切口,我们又可以注意到,河流在《隐》中出现得太多,它是最常见的先民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为了安抚像河神这种滋润万物而又脾气乖戾的自然神祗,古代世界的先民,普遍形成了牲祭甚至人祭的习俗,向神献上鲜活的血肉。他们的情感,一如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是“未受教育的”。不过,赵松善用第一人称的做法,让我们透过一台仿佛架设在人物内心中的摄影机,看到“未受教育”并不意味着不能体察自身。
另一类崇拜的对象就是鸟了。船夫身戴的鸟首面具可以渊源自殷商时代。鸟雀关连着自然界的山川土地,花卉果实,又像基督徒眼中的天使一样,成为中原人眼里承载自然神祗的信息的神秘生灵。被惨烈的战役吸引来的乌鸦就像是死神的使节,而野雉受了惊吓,在奔跑,在低飞(《新麦》),场景极为动人。鸡飞狗跳者,固然是人类活动介入大自然后引起的激烈反应,但在强国征伐弱小的背景下,雉鸡扮演的角色又似古希腊悲剧里的复仇女神,警告胜者而安慰亡灵。
赵松笔下的各种鸟类细节都大可玩味,而被他用作先民精神世界的“天花板”的鸟类,也是连接全书各篇故事的一条伏线的,就是鹤了,往往是人稍一抬头,就见有鹤不紧不慢地飞去远天。正如“闲云野鹤”一词所显示的,野鹤带走地上那些苦于乱世的人的目光;同时,谁若能懂得鹤的语言,能同它们交流进而饲养它们的人,则会被视为有通神能力的异人。当然饲鹤者都借以避离人世,因此又召唤出用作书名的“隐”。
《泛舟》一篇中,卫宣公的儿子太子寿不愿涉足政治的乱麻,喜欢和养鹤人混在一起,还特别亲近他的异母兄长。寿的弟弟太子朔后来即位,自己的儿子赤也和寿有同样癖好,朔用一种现代人的口吻无奈地表示:“我真不知道这种爱好算是天真还是愚蠢。”这些爱鹤的人物,包括同书名的那篇《隐》中的那位年轻的“精春秋”(精神上的春秋人)——他弃离了自家的产业也拒绝了投怀送抱的女人,埋头设计一只机械大鸟——都在这种鸟类身上寄托了一种超脱于现世的情怀,这种情怀像古籍的文字一样简质至极,几乎是复刻了一种发自天然的、拒复杂而求简单的本能。当然,太子寿的癖爱让他宁愿去主动求死,此中反映的“春秋大义”,比起熟读春秋的关羽的“义”来说,距离我们更为遥远,也更显得乖僻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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