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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官数十年，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哪怕要得罪皇帝的亲信，他也根本不在乎。《宋人笔记》有记载：宋仁宗最宠爱张贵妃，张贵妃是由伯父张尧佐抚养长大，二人情同父女，张贵妃得宠，多次要求宋仁宗为伯父升官，宋仁宗无一不应。张尧佐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是才能平庸不堪大任。时任知谏院长官的包拯，看到这种尸位素餐的人非常生气，于是上书要求宋仁宗撤掉张尧佐的重任，让有才之人任职。宋仁宗自然未有理会，反而还给张尧佐加封了四级，事后张贵妃仍然觉得不满意，要皇帝加封张尧佐宣徽使的职务。第二天上朝宋仁宗和大臣说起此事，包拯当时就怒发冲冠，对着宋仁宗言明利害，他实在过于激动，把口水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好在宋仁宗是个明君，什么也没有说，答应再也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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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回宫后用袖子擦着脸上的口水，张贵妃赶紧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一向对贵妃重话都没说过的宋仁宗一反常态，有些恼怒地对张贵妃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知谏院的长官是包拯吗？朕奈何不了他！”张贵妃这才察觉自己太过分了，赶紧请求皇帝撤了伯父的官职，不久之后张尧佐让位，让更有才能的人担当重任。这就是包拯，从来不惧怕权贵，哪怕是皇亲国戚，包拯认为他不堪大用，就连皇帝也要让路。除了做官刚正不阿，包拯一生也是两袖清风，他在端州(今广东肇庆)任职期满的时候，端州百姓送他一枚端砚，手下认为端砚平常，代表百姓心意，于是替包拯收下。没想到包拯上船后看到端砚，立刻下令手下将端砚扔进江中，还给端州百姓，这就是著名的“包公还砚”。作为一个清官，包拯不要百姓分毫的东西，将清正廉洁贯彻到底，对于自己的后人，包拯同样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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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年，包拯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孝肃家风”，家训中明确写到：“我的后代子孙如果有人敢贪赃枉法，活着的时候不准进入我的家门，死后不准葬入包氏家族墓地，不听从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孙。”话虽然简洁，却字字严厉冷峻，明明白白地诉说了包拯一生的志向，体现了包公的治家之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考古发掘，更是直接证明了包拯的清廉，以及他的家训所带来的成果。当时合肥钢铁厂准备扩建，必须要把位于厂区内的包公家族墓移走，于是考古队倾巢出动，对包公家族墓进行发掘。根据史书记载，包公去世后被朝廷追赠为礼部尚书，这是正三品的职位，因此专家推测他的墓中一定会有很多陪葬品。可是当他们打开包氏家族墓进行发掘时，却只发现了一些平常用的香薰、瓷碗、铜镜、陶器等陪葬品，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了包公和儿子包绶、孙子包永年的墓志铭，根据墓志铭的记载可以得知，这祖孙三代都是大清官，尤其是孙子包永年，做官清廉到家中一贫如洗，也仍然坚守着爷爷的家训，不愧为包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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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包拯的一生，没有做过怒铡皇亲国戚的事，也不像戏剧中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好官，真正的做到了“不畏权贵、不受恩惠、清苦守节”的人生志向，并且以家训的形式，将这些原则永远的传扬下去。包公一生并不震撼，但是人们之所以至今仍然记得这个“包青天”，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原则，以高尚的品格应对污浊的官场，这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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