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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书记：在黑暗与烈火之间的……下一次|李公明 | 书记(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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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页）
鲍德温在五十多年前说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对今天的美国说的，今天在面对各地黑人示威、抗议甚至骚动的时候，一些官方或商业机构做出的那些对黑人的生命观念、权利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话语及举措更像是作秀，并不能真正带来“彻底、深远的变化”，无法真正改变黑人的处境。鲍德温在那个时候就深刻指出，“美国白人现在满足于他们那种‘表面文章’的姿态。一个确凿的例子是，他们在庆祝1954年最高法院禁止学校内种族隔离的判决，尽管已经累积了大量反证，他们仍认为这是彻底改变的证明，就像他们喜欢用的说法——进步。也许吧。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进步’这个词。我认识的大多数黑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冷战的竞争，以及非洲完全获得民族独立，政治上他们必须得到原先的主子们的后代的承认，这个巨大的让步并不可能实现。如果真是出于爱与公平，那么1954年的判决早就出现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艰难年代里的权力现实，它可能也不会这么早到来。”
（96-97页）
这是对历史的艰难进步的清醒认识。
语言是鲍德温在写作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两篇书信体的文章中首先表现了他在非裔基督教会做过三年牧师的经历对他的语言的影响，那时他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而频繁做布道，并且倾注了极大的激情。正如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那样，而且他自己也同意，他的文体和语言中有一种布道感，那种语言、句子节奏和描述来自圣经的影响。1987年托尼·莫里森为詹姆斯·鲍德温撰写的悼文中敏感地指出鲍德温著作中的语言的批判性，认为他剥下了美国社会的英语中的那种安逸和舒适、伪造的安慰、虚假的无知，剥下了它的借口和伪善，使美国的英语真正变得诚实、具有人性和世界性。鲍德温对黑人经验能否被充分表述充满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他说“几乎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美国黑人的命运。这种经验的隐秘性才刚刚得到语言的承认和描述，一直以来都是被官方和流行话语所压抑否定，——因此才有了黑人的习语，这种经验证实任何试图要厘清它的体系。事实上，关于黑人的真相——无论作为历史存在，还是作为一个人——总是故意而残忍地对他们隐藏。”
（76-77页）
语言危机也是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乔治·斯坦纳从语言角度切入时代症候，追问“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语言与它讴歌的危险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大众消费者的民主制度下，语言与它重载的庸俗、模糊和贪婪之间是什么关系？”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在他看来，纳粹极权政治的野蛮与语言的腐化是结合在一起的，并受语言的推波助澜而日益严重。他甚至从德语的变化中看到语言的滥用、僵化和暴力的巨大危险：“鉴于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我在其他地方也表明，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
（同上，34页）
从该书书名来看，“烈火”应该是一个主题和关键词，但在全书中只是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书前的题辞，另一次是《十字架之下》，也是鲍德温原书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同一个出处：“那首由奴隶改写自《圣经》的歌是这么唱的：上帝给诺亚以彩虹作为标记，不会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烈火！”
（116页）
有意思的是，该书中译本的封面设计远比原著封面更能突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烈火”意象：黑、白、红三种色块的对比非常强烈，在顶天立地铺满整个封面的英文和中文书名之下，黑色的底色中隐约看到鲍德温的那只“青蛙眼”，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喻意。“下一次将是烈火”这个书名和这个封面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人产生把鲍德温与当下的美国黑人抗议运动连结起来的联想，同时更能激起我们对于“烈火”与黑暗对抗的想象。关于“烈火”，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是“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后来有了“宙斯送来了生命之火，余焰还在慢慢地燃烧。”再后来，是“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 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看起来都与鲍德温的“烈火”有相通之处——反抗黑暗与寒冷。在黑暗和寒冷中，每一次火的点燃都带来希望与信心。目睹火堆熄灭、黑夜沉沉，总是很难过，此时的反抗成了一只只能在心中狂吠的疯狗——法国著名剧作家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这几句话总是让人眼热。有火焰就有灰烬，这是所有政治中的现实，哈佛政治学者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Grant Ignatieff）的《火与烬: 政治中的成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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